杨慎连续两次遭受廷杖而死里逃生，应该说是一种幸运。廷杖之后，他被发配到云南的永昌卫。这个永昌卫的位置在现在云南省西南部靠近缅甸的保山市。不要说当年，就是现在，交通也极不方便。亏了给皇帝出主意的吏部官员，因为在当时明朝国家权力能够控制的地域之内，恐怕再难找到如此偏僻的地方了。 　　重创之余的杨慎能否活着抵达云南贬所，完全要看他个人的造化。不仅如此，我们曾经说过，杨廷和执政时，曾经革除了十多万在锦衣卫等衙门冒领钱粮的工匠，以及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得官职的宦官的义子、干儿。杨廷和父子倒霉了，有人便在杨慎被贬出京时进行跟踪，寻找机会行刺。杨慎虽然是大学者，却和父亲一样，精明强干，一路提防，终于在山东临清摆脱了刺客，安全抵达云南。 　　说嘉靖皇帝小心眼，那是毫不为过。他不但要求杨慎毕生不得迁回原籍四川，而且，凡有从云南到京师面见皇帝的官员，他都要问杨慎的状况。当听说杨慎在云南过得不好，水土不服、饮食不足，又体弱多病，他就开心了。 　　其实，嘉靖皇帝也是白操了心。杨慎虽然说是以罪臣的身份发配云南永昌卫，但当地官员和民众都善待他、保护他。因为他们都知道杨慎是因为向皇帝请愿示威、向皇帝提意见而获罪的。而在那个年头，谁敢向皇帝提意见，谁就是英雄，人们就佩服谁。何况杨慎还是大学者，既然他向皇帝提意见、请愿示威，那肯定是皇帝有过错。而且，他父亲是杨廷和，杨廷和是什么人？是对国家有大贡献的人。皇帝可以革了杨廷和的功名，却消除不了杨廷和的威望和影响，他的儿子当然要受到众人的爱戴和保护。所以，杨慎虽然在云南发配了35年，却是往返于川、滇之间，大多数时间则在省城昆明讲学、著述。 　　事情就是这样滑稽，嘉靖皇帝要惩罚杨慎，却让杨慎成为当时尚属“蛮荒之地”的云贵高原的“文化传播者”，在当地产生了极大影响，也成就了他成为明代著述最为丰富的学者。通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传唱，有一首明朝的《寄调临江仙》已是家喻户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三国演义》的这个开篇词，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作者罗贯中或施耐庵的作品，而是杨慎的作品。 　　我们常常说中华民族的精神，其实杨慎身上就体现着这种精神。尽管在“大礼议”的过程中有偏执，但不畏权势、不怕艰辛，在任何时候都不气馁、不怨天尤人、不丢失高尚。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也绝非个别。当年柳宗元贬谪永州、柳州，不仅写下了“永州八记”，而且到处移风易俗、兴利除弊。苏东坡一路贬谪一路歌，贬谪到黄州，有前后《赤壁赋》，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文赤壁”；贬谪到惠州，弄出了一个惠州西湖；贬谪到琼州，京中权贵以为这个地方“非人所居”，苏轼却和当地居民成为朋友，以著书为乐。他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都为伟大的中华文化提供了强劲的元素。相对于他们，贬谪他们的唐顺宗、宋神宗，以及我们现在正在述说的这位明朝的嘉靖皇帝，却是渺小的。 　　当然，和杨慎一道遭受廷杖并发配到各地的人们，却没有杨慎那样幸运，他们大多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身体的原因，很快就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杨慎受到打击既是因为他是杨廷和的儿子，也是因为他领头在左顺门闹事。但即使不闹事的，只要是杨廷和亲属，也在嘉靖皇帝的报复之列。 　　嘉靖六年，也就是左顺门事件发生、杨慎被发配到云南后的第三年，有一个名叫王邦奇的锦衣卫带俸署百户向杨廷和发难。这个王邦奇和他的这个官名都有些复杂，我们得先作点解释。锦衣卫和东厂并称厂卫，是大家都知道的明代两大特务机构。东厂由司礼监太监提督，但东厂的特务则是由锦衣卫的校尉充当，所以，锦衣卫的编制就无法用规定的名额来控制了。由于权力大，缺乏监管，锦衣卫成了明朝最黑暗、最腐败的衙门之一，有许多并不在这里当差却挂名拿军饷的官员。文官们只要一说到清除腐败，首先就要说到锦衣卫，以及宦官各衙门。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在锦衣卫及宦官衙门挂名拿饷的就高达十多万人，大多被杨廷和革除，没有革除的也遭到降级处理。 　　这个王邦奇就是许许多多挂名在锦衣卫拿军饷的一个，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不正当手段从百户升为千户，可见来头不小。杨廷和清理积弊时，把王邦奇谋得的千户革除，但并没有一撸到底，而是降到他原来的职名，叫“锦衣卫带俸署百户”。这个“署”表明并没有实际任职，而“带俸”，则明确了他挂名拿军饷的实际身份。对于这个处分，王邦奇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杨廷和一退休，他就伙同其他人，一起不断鸣冤叫屈，要求恢复职位。 　　虽然王邦奇等人的要求没有得逞，但被这样的小人盯上，而嘉靖皇帝又一直在寻找机会实施报复，这就给杨廷和带来了诸多的麻烦。嘉靖六年二月，王邦奇上疏，指责杨廷和为“奸党”，指责杨廷和的次子、杨慎的弟弟，兵部主事杨惇，以及杨廷和的女婿余承勋(修撰)、义子叶桂章(侍读)均在奸党之列。 　　嘉靖皇帝等的就是对杨廷和的指责，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先将正在任职的杨惇等人下狱，叶桂章正在家乡守制，也火速派锦衣卫校尉解押进京。 　　嘉靖皇帝这样无端地对杨廷和的家人进行的报复行为立即招致了朝臣的反对。杨廷和一再坚持让嘉靖皇帝称伯父为皇父、称父亲为皇叔，固然有失偏执，但毕竟还是为着你朱家的皇统着想。如今人家已经退休多年了、垂垂老矣，长子也被发配到极边的云南，你还要怎么样？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又何必对其家人斩尽杀绝呢？ 　　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一位名叫杨言的礼科给事中。这位给事中公然为杨廷和辩护：“(杨)廷和当权奸辱横之日，保全神器，归于陛下，持危定难，有正始之功焉。即所拟诏条，或矫枉过直，然事专为国，心本无他。今去国未几，祸延子婿。臣恐自今全躯保身之臣，皆以廷和为口实，谁复为国家任事者哉。”大意是杨廷和有大功于国家，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也是为社稷考虑。现在刚刚退休，便祸及子婿。如果这样弄下去，还有谁敢为国家出力呢？这番言论可以说是义正词严，但这位给事中立即被拘捕，与杨惇一并拷讯。当然，王邦奇对杨廷和诬告也很快被澄清，全属“虚妄”，目的是假借建言进行钻营。但主持调查的官员却被嘉靖皇帝指责为“徇情”。最后，杨廷和儿子杨惇被削职为民，义子叶桂章在解押进京的途中，因不堪受辱而自杀。而告黑状的王邦奇仅降了一级。 　　然而，嘉靖皇帝对杨廷和的报复仍然没有了结。 　　嘉靖七年六月，张璁等人奉命编撰的一部名为《明伦大典》的文献完成。所谓的“明伦”，指的是澄清为人父、为人子的这个根本性的伦理。这个《明伦大典》主要收集左顺门事件发生之前，张璁等人所上的支持嘉靖皇帝的奏疏。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嘉靖皇帝，特别是在张璁等人看来，左顺门事件应该是“大礼议”的一个分界线。在这之前，杨廷和等人的气焰极盛，而皇帝则处于弱势。这个时候敢于和张璁一样，与杨廷和们进行抗争的，应该属于“英雄”，是真正的“忠臣”。等到左顺门事件发生后，嘉靖皇帝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这个时候你站出来，说要保卫皇帝，这皇帝还用得着你保卫吗？这显然就是拍马屁，是进行政治投机，虽然这样的人也需要，但绝对不能和张璁等人相提并论。 　　这个《明伦大典》收集的，就是这批反杨英雄们的议礼奏疏，经过嘉靖皇帝的作序，这些文献上升为本朝讨论“礼”的经典文献。但嘉靖皇帝指示编撰这个《大典》的目的，并不完全为了表彰功臣，更重要的是借这个机会再一次进行清算和报复。 　　在《明伦大典》编撰完成而向全国颁布的诏令中，嘉靖皇帝公开对杨廷和的“罪行”定了性。这个罪行就是：“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这个杨廷和倚老卖老，自认为有恩于皇帝，处处给皇帝难堪。嘉靖皇帝表示，像杨廷和的这种罪行，本来是应该处以极刑的，但皇恩浩荡，留他一条性命，予以“削籍”，也就是革除一切功名。至于追随杨廷和和自己作对的其他几名大学士，以及去安陆州迎请他到北京来登基的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也一概削籍为民。无论是已经退休的，还是已经死去的，统统剥夺一切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若此时作出的不同选择，往往会对一个时代的时代特色和时代精神造成差异。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做了皇帝，以开阔的胸怀收罗了一批曾经反对过自己的有真才实学的人，开创了伟大的贞观时代。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取了皇位，而管理国家事务的几乎都是建文旧臣，进入内阁的七人，更是清一色的建文旧臣，正是因为这样，才开启了永乐时期的文治和武功：编撰了《永乐大典》，成就了郑和下西洋及开拓北部边疆的伟大事业。 　　而通过“大礼议”，特别是左顺门事件开始建立起绝对权威的嘉靖皇帝，却显然没有这种气魄，他是以一种睚眦必报的狭隘心态，以恩报恩、以怨报怨，从而造成嘉靖朝官场上无休无止的折腾，这是一种相对于正德时期的另一类的折腾。这就使得本来有可能成为又一个伟大时代的嘉靖时代，在政治上却没有大的作为。 　　最该报的恩报了，最该报的怨也报了；最该提拔的提拔了，最该铲除的铲除了，嘉靖皇帝踌躇满志了。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嘉靖皇帝对所有的人实施顺昌逆亡的时候，有几个宫女竟然联手对皇帝进行谋杀。这个以凶残的手段对待政敌的嘉靖皇帝，却险些死于这些真正手无缚鸡之力的宫女之手。 class=’page’>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