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画像 　　通过三年的不懈斗争，特别是通过迫使杨廷和退休、通过用暴力惩治在左顺门请愿的官员，18岁的嘉靖皇帝终于给父亲争到了一个他认为应该得到的尊号，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 　　按理说，接下来他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的事情上。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埋头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清理他个人的恩恩怨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 　　在中国的文化词典中，对于任何问题的解释，几乎都是相互矛盾的。当然，也可以说都是带有辩证性的。比如，既说“量小非君子”，又说“无毒不丈夫”，既说君子“以德报怨”，又说大丈夫“恩怨分明”。那么，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个人的恩怨？是豁达大度、还是小肚鸡肠，是“宰相肚里能撑船”、还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这就是一对矛盾。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理念上的矛盾，导致了一切决定都是因时因地而异，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处理问题。 　　现在，嘉靖皇帝站在自己立场上，开始以恩报恩、以怨报怨了。 　　先说他的报恩。 　　在杨廷和的高压之下，张璁是第一个挺身而出为皇帝说话的，可以说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对于这样一个两肋插刀、鼎力相助的朋友和臣子，嘉靖皇帝当然是第一个需要报答的。嘉靖三年四月，也就是杨廷和退休之后不久、左顺门事件发生前夕，虽然张璁还只是一个三年前才中进士的南京刑部主事，正六品官，嘉靖皇帝却破格任命他为翰林院学士。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翰林院学士。在明朝，翰林院学士虽然只是正五品的中级官员，却是一个十分“清要”的位置，他可以陪皇帝读书、可以给皇帝讲学、可以有许多的机会接触皇帝，这层关系一建立，只要不使皇帝讨厌，下一步就可以出任礼部左侍郎，并具备入阁为大学士的资格了。 　　事情就是这样不可理解。六年前，当张璁在第七次会试失败后，精通相术的友人预言他三年后中进士、又三年“骤贵”。张璁由赋闲的南京刑部主事，一步即为“清要”的翰林院学士，完全可以说得上是“骤贵”。那么，到底是友人的预言或鼓励成为一种暗示，使得张璁敢于义无反顾地和强大的杨廷和等大臣作斗争，还是因为张璁和嘉靖皇帝一样的误打误撞，让友人的预言或鼓励成为现实呢？这永远是个史无定论的“哥德巴赫猜想”。 　　对于当时的官员们来说，翰林院学士的分量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嘉靖皇帝一任命张璁为翰林院学士，立即便引起了轰动。有一批翰林院的官员认为，与张璁同事，是毕生的耻辱。他们向皇帝打报告，要求皇帝收回这个任命，否则，他们就辞职，或者请求调离翰林院。理由是：翰林院这样的高贵衙门，只能由高贵的人在这里任职，他张璁是什么人？考八次才弄一个进士，有什么学问？特别是，历任翰林院学士都是饱学持重之士，哪里容得了张璁这种“势利小人”？听到张璁进京的消息，一些激进的翰林院官员甚至四处拦截，准备把他活活打死。张璁连续几天躲在友人家中，不敢露面，更不敢去翰林院“上班”，其狼狈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这些反对都是徒劳的。在嘉靖皇帝强硬的态度面前，反对者或者乖乖地收起辞职报告、老老实实回去上班，或者是卷起铺盖自己走人。嘉靖皇帝的态度很明确：你们谁敢示威，我先炒了谁的鱿鱼。要知道，等着这个位置的人正在排着长队呢！所以，大凡在官场上混的，都不要轻言辞职。你以为你是老几呀？何况，你辞职不是炒上司的鱿鱼吗？这个权力你是不能用的，得留给上司。 　　不仅如此，张璁的好运并没有到此完结。左顺门事件之后不久，嘉靖皇帝继续对他进行提拔。但并没有按常规提升为礼部侍郎，而是提升为兵部侍郎。到嘉靖六年冬，又从兵部侍郎提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 　　这个时候，距离张璁中进士才六年半的时间。在这六年半的时间里，张璁在官场上走过了无数人一辈子都走不完的路。如果按照正常升迁，像张璁这种年近半百的老进士，此时充其量也就在一个贫瘠的地方做知县、知州，或者正在收拾行囊，去某个王府做长史，就像当年兴王府的长史袁宗皋那样。 　　我们可以断定，对于张璁的这样不合常规的提拔，完全是嘉靖皇帝个人的主意。因为按照这个时候明朝的制度和惯例，一个南京的刑部主事是完全不可能到北京直接做翰林院学士的，而翰林院学士也同样是没有可能直接做兵部侍郎的，当然，兵部侍郎也没有直接转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道理。 　　但是，嘉靖皇帝虽然不懂得这些规矩、不懂得这些“组织程序”，却完全有权力左右官员的命运。特别是在左顺门事件之后，任凭他怎么瞎弄、怎么折腾，也没人反对。有人是不敢反对，有人是不屑反对，懒得和他理论。更何况，你反对也没用。人们都看到了，这个皇帝连杨廷和的话都不听，你算什么？你玩得过他吗？ 　　不仅仅是一个张璁得到火箭式提拔，凡是响应张璁的号召，在张璁之后站出来支持嘉靖皇帝议礼的官员，也都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其中有两个还步张璁的后尘，做了大学士。 　　当然，这一系列的提拔和重用，看上去是嘉靖皇帝在报恩，在报德，实际上却是最高决策层的一次重新洗牌。是新皇帝以报德报恩的方式培植自己的亲信，构建起嘉靖朝的决策和行政班子。 　　当然，张璁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了嘉靖皇帝的信任。在杨廷和退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真正能够帮助嘉靖皇帝解决一些重大国家事务的，还恰恰是这个义无反顾地帮助他渡过“大礼议”难关的张璁。这个被反对派称为势利小人、视为恶魔般的张璁，在明朝著名学者王世贞的笔下却是另外一番风采：张璁从小就与众不同，有主意，有气魄，而且容貌秀伟、读书刻苦，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的礼仪有精深研究，所以后来能够在“大礼议”中一展才学。《明史》则说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物。明朝中期的一些积重难返的事情，如权贵们侵占民田，宦官们到各地镇守等，都在张璁主持朝政时被革除。张璁和杨廷和在“大礼议”中是对手，却进行了一场革除正德时期“积弊”的接力。 　　而且，张璁还“持身特廉”、痛恨贪赃枉法，是个大清官。在他主政的时候，竟然“苞苴路绝”。 　　报德报恩的同时，嘉靖皇帝更念念不忘的是报怨，是报复。如果说报恩的过程是培植势力的过程，那么，报怨的过程则是铲除异己的过程。 　　重点报复的自然是杨廷和、杨廷和的家人，以及杨廷和父子的支持者。 　　因为杨廷和的决策，朱厚熜做了皇帝。所以嘉靖皇帝即位后一直对杨廷和客客气气。事实上，除了有关皇帝的家事即“大礼议”之外，两人对于国事并无太多政见上的矛盾。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杨廷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段，才使得嘉靖皇帝即位的最初几年政通人和，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使嘉靖时代成为一个走向繁荣的时代，嘉靖皇帝自己在若干年后也还念叨他的好处。 　　但是，能够让嘉靖皇帝感到委屈、乃至感到屈辱的，也正是这个杨廷和。因为杨廷和固执地要求他称伯父为父亲、称父亲为叔父，嘉靖皇帝认为这是一生之中的奇耻大辱。杨廷和退休之后，他儿子杨慎竟然领头抵制张璁进翰林院，后来更领头大闹左顺门，俨然成了反对派的新领袖。所以，嘉靖皇帝决定先拿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开刀。 　　这位杨慎是正德六年的状元，中状元时才24岁，后来更成为著名的学者。《明史》说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为明代第一人。左顺门请愿事件之后，杨慎先是被押赴午门外，和一百多个官员一道接受廷杖，那一次死了16人。接着由于有人告密，说是他领头闹事，于是又和另外6人再一次被押赴午门，再一次受到廷杖，又有1人当场被杖毙。 　　我们多次说到的这个廷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创举，后来成了常刑。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只要皇帝一道谕旨，便由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校尉行刑。有人记载了施廷杖时的场面：受刑者被绳索绑住双腕，身穿囚服，押至午门外，趴在石板上。司礼监监刑太监手捧诏旨端坐，喝声“用刑”，侍立在两旁的锦衣卫校尉便轮流上前，用大棍猛击受刑者的臀部，左右站立的校尉喝声雷动。场面令人毛骨悚然，午门外也因此常常血迹斑斑。 class=’page’> 上一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