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典来说，思想上的“被解释”，无论是合理诠释还是过度诠释，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命运；文字上的“被改变”，这类例子则较为少见。以儒家经典为例，“被改变”可以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思想家对于经典的改变，整体而言，它属于“善意”或“学理”的改变。譬如，《大学》从《礼记》里面抽离出来，朱熹将其作为《四书》之一，就对古本《大学》做了“分经别传”、“移文补传”的改动，先把《大学》分为经文、传文两部分，又变移了《大学》原文的某些次序，还写了《大学格物补传》。第二种是政治家对于经典的改变，整体而言，它属于“恶意”或“权势”的改变。例如，洪秀全定都天京之后，1854年3月成立了删改儒家经典的专门机构——删书衙，以信奉“独一真神唯上帝”为标准，凡合此者则留，不合者则去。同样是在南京，先于洪秀全四百多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在位时间为1368—1398）拿《孟子》做过大删大改，留下了至今让人感喟的《孟子节文》。

    2003年，笔者曾在刘小枫、陈少明教授主编的《经典与解释》第2辑，发表将近三万字的《朱元璋时期的〈孟子节文〉事件》。这篇考释性论文，首先说到《孟子节文》是清初思想史上的失踪文本。大名鼎鼎的朱彝尊（1629—1709）就没有见过《孟子节文》一书，其名著《经义考》卷235指出：“刘氏（三吾）等《孟子节文》二卷，未见。”成书于乾隆四年（1739）的《明史》，其中的《艺文志》没有著录《孟子节文》，《礼志》更没有记载此事，但卷139《钱唐传》则说：“帝尝览《孟子》，至‘土芥’‘寇雠’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馀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浙江象山人、刑部尚书钱唐（1314—1394？）不是《孟子节文》事件的主角，却是必要的前奏。孟子配享文庙，始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却罢免了孟子陪同孔子“吃冷猪头肉”的待遇。《明史》卷50《礼志四吉礼四》云：“五年罢孟子配享。逾年，帝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朱元璋何以第二年又让孟子配享于文庙呢？这跟钱唐带着棺材、顶着箭口去为孟子死谏有关。全祖望（1705—1755）的《辨钱尚书争孟子事》引《钱氏家传》说钱唐卒于1394年，而《孟子节文》事件恰好也发生在这一年，但钱唐与《孟子节文》的编撰并无直接联系。朱彝尊《瀑书亭集》卷69的《邹县重修亚圣孟子庙碑》甚至认为：所谓“钱唐进谏，以腹受箭”，只是野史而已，不足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