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铸局局长周仲良特意为此事题识如下：
　　国民政府于上年十一月二日第五次国务会议决议，制中华民国之玺一方。续于第八次国务会议核定玺文及尺度。惟以相当玉材难得，久未能制。今年夏，适陈济棠同志捐送缅甸翠玉为制玺用，托古文官长赉京。经第三十一次国务会议议决，复经第三十二次国务会议核定玺纽图式，遂于七月一日开始琢制，国庆前一日告成。重九十二两七钱，台高九公分，二面方十三公分。二玺纽为四环柱，分列虞书十二章，取中华民族文明达于四表意。纽顶中端为党徽，示党高于一切之意。……
　　中华民国十八年国庆日周仲良谨识
　　1929年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国民政府明令：于国庆日启用国玺。后来，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看了周仲良的题识，认为该文中有不确之处，特地予以更正。文曰：
　　监制国玺者为印铸局局长周君仲良，其所记经过及度量数字均正确无误。
　　惟诠释纽顶文之青天白日谓之党徽，又云意在党权高于一切，实为随俗之误会。我国父定青天白日为国徽，其意义之广大深远已自明显。三民主义即青天白日之用，天心人意皆以青天白日为大中至正之体，而诚正修齐治平之工夫，亦无不以青天白日为楷模。余追随国父者有年，国府议定玺案余亦在席，因略志之以告后贤。
　　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陈济棠与蒋介石翻脸，起兵反蒋。他否认自己献玉的媚蒋之举，辩解说献玉是“表示余拥护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如玉之纯粹坚决，爱国爱党意志如玉之坚贞之意”。
　　还有一枚羊脂玉打造的“荣典之玺”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国玺”，它由新疆省政府1930年7月采献，1931年元旦蒋介石亲自受呈，并于同年7月1日启用，为颁发勋章、发布褒奖令之用。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就职“总统”后，特由典玺官专司保存这两枚印玺。
　　1949年4月23日，李宗仁带着中华民国之玺逃离南京后，辗转去了广州，后去了重庆。蒋介石欲利用桂系的力量上台，请白崇禧说服李宗仁共推蒋介石重新出山，遭到李宗仁拒绝。但是后来那两枚印玺还是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 1927年以后的中华民国之玺实物 1927年中华民国之玺比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