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主动买书应该是从盗版书开始的。那时正在上高中的我，口袋和脑袋一样空空，经常跑到县城的新华书店站着翻书。每次看到爱不释手之时就想据为己有，但摸摸自己羞涩的阮囊也就作罢。

　　有天路过校门前的小巷，发现居然有小贩摆地摊卖书，像王小波、王朔、余秋雨、钱钟书这样当红作家应有尽有，关键五块钱就能买到一厚本。这下我是如获至宝，一咬牙就扛了几大本而归。

　　那时我读余秋雨就像吃红烧肉般解馋，只花了十块钱就买到他《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简直大喜过望。当我看到余秋雨在《可怜的正本》中，用了长长的篇幅讨伐盗版视时，我笑了。他说“我终于被盗版者们逼得走投无路……”，我一边学他骂着盗版商的暴利，一边却在感谢盗版商“让利于民”。

　　后来我高中毕业时，同桌送给我的纪念品是几本书--当然也是盗版书，上面写着“书虽盗，情不移”几个大字。的确，书虽是盗版书，知识却不打折扣，无碍乎排版粗糙些、错别字多些，无意中还锻炼出我一双做编辑的眼睛。由此我经常怀疑文言文中那么多的通假字，可能大多是因盗版书商而造成的。

　　应该说我对盗版有着天然的感情，是盗版书给了我这样穷书生最初的文化启蒙。估计中国所有读过书的人，都像我一样不同程度地接触和受惠过盗版。然而，屁股决定脑袋，自从我入行出版以后，见多了做出版人和作者的不易，对盗版的态度也在日渐变化。

　　盗版向来可谓是个充满神秘而暴利的行业，只要畅销的书都会无一例外遭遇它。据说以前做盗版入行不久便买房买车，而那些自上世纪就潜伏在这行的“前辈”们，通过盗金庸、古龙、琼瑶书的个个腰缠万贯。

　　这盗版书倒不是今人的独创，其实古既有之。以前书籍是以抄本形式出现的，作者唯恐其作品少见而不能流传，当然是欢迎广泛传抄的。等活字印刷术后，书籍私自翻印变得轻而易举，印刷和传播都不再成问题。当然，中国人既有发明活字印刷的才智，亦有由此来实现盗版规模生产的能力。

　　自宋代开始，盗版书就日渐其多。那时虽没知识产权这个概念，但朝廷对私自“翻版”已开始实行禁令，宋人罗璧在《罗氏识遗》中说道：“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但这没有难倒逐利的盗版黑手。无奈之下，有些书坊就在书末印上一段版权声明，比如“敢有翻刻，必究”之类，类似现在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盗版并没有由此禁绝，因为就像马克思说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书商们的盗版手法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是擅改书名或作者，内容大动的则不多。比如元代刘应李编的《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是本实用性较强的畅销书，类似于记载各种应酬的文字的“应用文大全”。于是不少书坊都争相盗版，大多采取乱改书名、卷数的办法。在书籍还是昂贵的文化消费品时，盗版书商似乎更懂得节约成本，正如今天盗版书往往比正版便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