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style="text-align: center"> 本文摘自《寻根》2006年02期 作者：李凌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是毛泽东在《七律·答友人》一诗中的名句，说的是一个古代的故事：唐尧将他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虞舜，后舜外出巡视，死于苍梧，她们二人赶到南方，哭得死去活来，泪染竹子成斑，因称斑竹或潇湘竹。后来她们二人俱投江而死。《列女传》、《博物志》、《述异志》等俱有记述。过去许多人认为娥皇、女英二人自杀是忠于爱情的表现，实际上，这是中国建立起夫权社会后，妻子为夫殉节的一个反映。 位于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位于山东、苏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都先后发掘出有夫妻或大人小孩合葬墓，往往是一次葬。这些都是属于中国原始社会后期的文化。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提到所有制的起源时说：“它的萌芽和原始状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上述马家窑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属于原始社会后期，在那里发现夫妻合葬墓正是以丈夫为中心、妻子是丈夫的奴隶的证明。 由此，产生了妇女的守节、殉节的观念。妻子为了表明自己是属于丈夫的，要永远忠诚于丈夫，丈夫死了也要跟着去，这就是殉节。 这种思想，后人又大加宣扬。《周易》：“妇女贞洁，从一而终。”《礼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仪礼》：“夫者，妻之天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后汉书·列女传》：“妇无二适之文”，“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等等。 妇女为夫守节、殉节有两种：一种是帝王、贵族、大官僚死后，其妻、妾、宫女、侍婢守节或殉节，这是被逼的；另一种是妇女受封建道德观念毒害，在当时社会舆论及社会风气影响下，“自愿”守节或殉节的。本文主要探讨后者。 中国自从夏、商王朝以后，人们就逐渐形成臣、子、妻要服从君、父、夫的观念。到了战国后期，集法家大成的韩非对此加以理论化，他在《忠孝》篇中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他甚至说：“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不治者也。”就是说，虽然像桀、纣一类的暴君，臣子也要绝对服从。同理，虽然丈夫不好，妻子也要绝对服从。他的这套理论，深得秦始皇赞赏，《史记·老庄韩非列传》记载：秦王看了韩非的著作后，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占了垄断地位。封建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儒学进行改造。韩非的理论被董仲舒系统化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妇女要为夫守节甚至殉夫的思想逐渐抬头，汉代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后汉书·列女传》等鼓吹妇女要“三从四德”、“妇无二适”，并专门表彰了一批为丈夫殉节的“烈女”。从此，妻妾为丈夫殉节，成为妇女的“美德”，受到旌表。 唐代才女宋若莘在其所著的《女论语》中大讲妇女要“贞节柔顺”，提倡妇女“出必掩面，窥必藏形”，并且特辟一章，专谈守节。 宋儒程颢、程颐和朱熹所创立的道学(理学)更把“三纲”抬升为天地间永恒的天理，人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程颢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无私欲，则天理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他们要求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寡妇要再嫁吗？这是私欲，当然要灭绝。因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即使死，也不能改嫁。对此，清儒戴震指出：“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这些都是违反“天理”(三纲)的，因此，也是要灭绝的。这就是所谓“以理杀人”。 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但在明代以前，也只是一般的道德说教，并不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妇女是否要为夫守节、殉节，还受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诗经》中的许多爱情诗表明，男女可自由恋爱，女子可以自由选择，这是“诗经时代”(一般认为是从西周到春秋中期)原始共产社会群婚制残余的反映；唐太宗曾下诏鼓励鳏夫寡妇再婚，则是受鲜卑族的影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另外，历代最高统治者对此问题的不同态度也十分重要。因此历代对这问题有不同的表现，有过起伏变化，但总的趋势是由逐渐宽松到明清以后逐渐严格、僵硬，受封建思想毒害而牺牲的妇女越来越多。 孔子编的《诗经》收入许多爱情诗，大体上可反映“诗经时代”某些地方人们恋爱婚姻的观念。例如《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看来，男女自由恋爱，女方可以自由选择，妇女要守节的观念还相当淡薄。《诗序》在评论《风·桑中》时也承认，卫宣公之时，“公室淫乱，男女相奔，世族在位，相窃妻妾”。贵族私奔的事，史不绝书，就连孔子自己，也是男女野合而生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之父叔梁纥“与颜氏野合而生孔子”，后来孔子也没有因此而受社会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