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朝创立科举考试，历经唐宋直到明清，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是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选官制度。但是在科举历史上，有些人“金榜题名”做状元，并不是因为成绩特别优异，而只是因为皇帝或主考官特别看中了他们的名字；有的人落第，也不是因为成绩低劣，只是皇帝或主考官讨厌他们的名字。历史上的状元常常出现“名字比成绩更重要”的奇闻趣事。
　　唐睿宗景云三年（712年），是一个改过三个年号的奇特年份。可睿宗感到景云还是不太吉祥，没过多久就改为道家气味颇浓厚的太极。到了八月间，无能的睿宗感到难以君临天下，就把皇位让给了儿子李隆基，自称太上皇。李隆基当了皇帝，又把这一年的年号改为先天，这个年号也颇有道家气味。李隆基被尊为玄宗，死后不久被尊为太上至道圣皇天帝，更具有道家气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唐代的皇帝姓李，道教所尊奉的始祖老子也姓李，他们就附会说自己是老子的后代，因而道教在唐代十分受重视，年号和尊号有道家气味也就不奇怪了。这一年录取的状元常无名，就因为他的名字和道家颇有关系而沾了光。姓常又以“无名”为名，自有不寻常的来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不寻常的名字出自《老子》即道教重要经典的第一章，在信崇道教、尊崇老子的时代特别讨巧，因而被看中了，一下子就成了状元。但靠名字而成为状元，基础毕竟不牢靠，此后他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最终还是个无名之辈。
　　明洪武十八年的状元本应是花纶，但等到拆号唱名的时候，朱元璋却说，我夜做一梦，状元姓丁，不姓花。主考大臣们随即翻阅试卷，找出个名次较后的丁显，本是个太学生。朱元璋说，姓丁名显，自然应“显”，状元就应当他做。本来毫无希望的丁显竟成了状元。这个幸运的丁显，与朱元璋并非沾亲带故，也不曾写过惊人诗文，朱元璋是否真有过那么一个梦也难以查考。从多种史料推测，真正的原因恐怕在于朱元璋晚年多猜善忌而又自以为圣明。他猜忌大臣，很多功臣武将因此不得善终。他怀疑阅卷大臣玩把戏，拉私人关系，所以特地挑出个丁显，以显示自己至明至圣，洞察一切。可笑的是，这个丁显后来也没有“显”出多少才干！
　　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也多少继承了他的流风余韵。永乐十三年（1415年）乙未殿试，考官想取顾文秸为状元，因为“秸”字生僻少见，就改取洪英而代之。洪者，合了太祖朱元璋洪武年号，英字则可作“英豪”、“精英”多种褒义解释。洪英做状元自是胜过前者百倍。永乐十六年的状元是李马，唱名的时候，随侍的太监听到不太雅观的“马”字，不觉失声而笑。皇帝也忍不住笑了，这次却说：“这是一匹好马。”但他也感到“马”字不雅，提笔在“马”旁加了个“冀”字，赐给李马一个新名李骥，希望李骥以后能一日千里地为他效命。永乐二十二年甲辰殿试时，原拟取孙曰恭为状元。明成祖看了大摇其头，说“曰恭”二字合起来是个“暴”字，于是降为探花，状元换成邢宽，说“宽”恰与“暴”相反。因为永乐从侄儿手中夺得帝位，很多大臣不服，他就大开杀戒，排除异己的手段极其残暴，所以就特别忌讳那个“暴”字，孙曰恭就因此失去了状元。邢宽，不就是“刑政宽和”嘛，好！于是邢宽稀里糊涂地成了状元，他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姓竟会因为音同而和刑罚连在一起。
　　有的名字本来很好，可生不逢时也可能失去状元。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殿试，状元本是祁顺，这个姓名连起来就是祈求顺从、孝顺，要说符合君主专制对臣民的要求，没有比它更贴切恰当的了。然而不幸的是，祁顺与英宗的名字祁镇相近，传胪唱名多所不便，于是状元就换成了王一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