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巨大危机出现之前，其中往往蕴藏了无数个小的危机。也就是说，任何情况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历史上战乱最频繁、竞争最激烈的十六国时期的到来，就是最好的验证。司马氏政权在北方的终结，其实早在八王之乱时，就已经露出了苗头。当时的西晋朝，简直乱成一锅粥，各个分封王侯全都瞄准了皇帝的宝座，捋胳膊挽袖子的大打出手，再也不记得什么守土有责，导致中原混乱、外防空虚。这就在客观上给了周边以可乘之机，最后晋室终于把自己赔了进去。

 
    匈奴人刘渊是最先起事并问鼎中原的。他称汉王建立汉国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304年，习惯上被认为是十六国时期的开始。几乎与他同时称王的，还有当时一个流民的领袖，巴氐人李雄。匈奴当年被曹操分为五部，但之间相距并不遥远，便于联合。况且，匈奴人本就有着复国的梦想，怀念着昔日的辉煌，他们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不奇怪。而流民流向蜀地，也渐成规模，建立政权，也是大势所趋。
 

    刘渊和李雄，是最早建立政权的人，却不是最先起事的人。早在他们之前10年，西晋的边境就已经开始躁动了。晋惠帝元康四年，亦即公元294年，当时也是一个匈奴人叫做郝散的，举行了暴动，“攻上党（今天山西省东南部的长治、晋城一带），杀长吏”，整得很热闹。但这种类似饥民抢粮的突发性暴动，并不能持久，郝散很快被攻杀。元康六年（296年）五月，郝散的弟弟郝度元，联合冯翊（今陕西大荔县一带）一带的马兰羌人和卢水胡人一起反叛，攻占北地（今甘肃宁县西北）。这次起义不像郝散那般仓促，队伍发展很快，响应的人很多，一时间“秦雍氐、羌悉叛”。渐成一定规模之后，共同推举氐人齐万年为首领，起义军攻城略地，直接威胁关中。齐万年当时还“僣号称帝”，影响很大。太子洗马江统为此专门作了《徙戎论》，并上表朝廷，要求将这些少数民族“还其本域”（《晋书》）。
 

    这场战祸持续了四年之久才被平息，关中一带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略阳、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谷入汉川者数万家”（《通鉴》）。这些流民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起义，流民越聚越多，“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于是又流向蜀地，给成汉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客观条件。太安二年（303年）五月，义阳（今河南信阳）人张昌举兵反叛，拥立丘沈为主，“伪号汉”，史称丘汉政权，一度“陷江南诸郡”。临淮（今安徽凤阳）人封云也举兵呼应，“自阜陵寇徐州”（《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