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评论中还提出，我们这里痼疾难除，还因为我们没有认真对待此类事件的态度。《新京报》11月8日关于此事的评论“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周长城事件”正好为我的观点提供了一个例证，说明在关注这类事情的人士中，还有相当糊涂的看法。

该文说：“周长城事件存在一个致命的疑点，即揭发人‘张斌’现在还不知为何许人也……在整个事件浮出水面之后，揭露的人应该能够站出来进行对质。”在某些情况下，揭发者匿名对于查清事情的真相不利，因为如果事情牵涉到揭发者，需要向他作进一步了解，甚至需要当面对质。但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一书被指剽窃一事完全不是这样，揭发者把剽窃和被剽窃的文字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做的，只是核查这些文字，从重合率上分析、判断是否属于抄袭，而不是当面询问揭发者的动机、揭发者和被揭发者的关系。“张斌”是何许人与我们判断是否剽窃完全无关，说这个事件存在一个致命的疑点是头脑不清的表现，对于查清事实真相只能起模糊认识、延缓决心、妨碍行动的作用。

文章同意周长城在事件发生之后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最根本的问题是权力和利益的问题，他们担心我会出任系主任。”作者“倒是觉得，放弃陈义甚高的言辞，沿着这个思路去看周长城事件，反倒更能接近问题的真相……好像剽窃事件就是针对着他出任副院长来的。”这又是糊涂看法，有没有权力和利益问题掺杂在这个事件中？这是人见人殊的事，就算有，权力、利益之争与是否剽窃，剽窃对不对，还是可以区分清楚的、性质不同的两件事。

中国人遇到是非问题最常犯的糊涂，做了错事、坏事的人最喜欢的抵赖借口，就是追问揭发者的动机，好像动机不纯，错事、坏事就不应该追查，甚至就不存在了。

回顾整个事件，应该说武汉大学有关方面的处置有失当之处，他们应该理解，事件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议论是自然的，再这样遮遮掩掩，含混其辞地应付，最终可能更下不来台。

其实，如果武汉大学真珍视本校的公信力、看重本校的声誉，如果周长城教授真对自己的清白自信，他们就应该主动要求采取一种严格的、独立的审查，不是由自己，而是由大家信得过的人士、机构来调查和作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