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统治者对待农民，对待吏治，所崇奉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民本”思想，“民为邦本”，国家基础在于老百姓。“民为邦本”很重要，但各级官吏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是父母官，对待人民要“牧民”，让他们吃饭吃好，不要打架，像放牧牛羊一样。“牧民”这种态度在古代是一种很进步的思想，但是现在看就不够了，局限也在这里。

跟“民本”相对应的是“民主”思想。我感觉中国历史上对“民主”好像不大讲究，好官清官讲究的是“为民做主”，所以有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有一段时间脍炙人口，我看这个还是差一点。各级官员应该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光是为民做主，还是用上下级的关系、还用统治被统治的关系看待官民关系。唐太宗很强调皇帝和老百姓是船和水的关系，“水能覆舟，亦能载舟”，处理好，坐起船来很方便，处理不好，就掀起风浪，把船翻了。这里主体还是统治者，老百姓是被统治者，是一个只是受动的客体。中国历史上一再讲到“为民做主”，讲到“亲民”、“为民父母”、“爱民如子”、“民为邦本”，好像跟今天理解的民主思想总还要差一点。

第三，历代王朝兴亡，乍看起来不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但并非单纯的回归。不是像一个不倒翁一样，一推一歪再一摇，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它应该像螺旋形一样，在不断地循环之中，不断上升，不断发展，但是这种上升发展的势头到宋朝以后受到了阻碍，不如欧洲。

欧洲从十字军东征，十一世纪以后，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像意大利这些地方，早期资本主义因素就出现了。大概十三世纪以后，伟大的文艺复兴出现，十五世纪航海地理大发现，打通印度航路，发现美洲，环游世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随着文艺复兴，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后出现西方一些国家疯狂掠夺分割殖民地，种种矛盾出来以后，欧洲引发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末期由于生产力发展进一步要求，出现产业革命，欧洲开始现代化，历经发展到了今天的现代社会。

中国宋代以后，历史发展虽然看起来是在回旋，可是发展停滞，以致到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化也受到阻碍。几经周折到现在一百多年，中国现在还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还不能说是一个发达国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本世纪中期以后进入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距离很发达国家还差一步。

回到六十年以前延安窑洞里，当时黄炎培讲到王朝兴亡周期率的时候，不无忧虑地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当时和他对话的毛泽东就很乐观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听了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十分高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毛泽东所说的这条民主新路，正是从孙中山领导推翻清朝专制封建统治开始，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盼望实现的那条民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