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此文后来作为“前言”载入《元朝史》上册。〔3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60页。〔35〕阎步克：《魏晋南北朝官僚政治和制度·写作草纲》（打印稿）。〔36〕文彦博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37〕邓之诚语，见其《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书局，1983），卷五上，第12页。〔38〕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汉译本，1983），第26-28页。〔39〕周良霄等：《元代史》，第470-471页。何兹全先生从人民对国家人身隶属关系强化的方面进行分析，也得出结论说：“明清的专制主义，是从元朝继承来的，不是从秦汉继承来的”。见其《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一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40〕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明初专制集权的强化是打着“惩元之弊”的旗号进行的。但这与我们上面的分析并不矛盾。明初人屡称“宋元宽纵”，实则宋元宽纵的表象相同而实质有异。宋朝的宽纵可以说是宋初制定的既定国策，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思想在具体政策上的表现。而元朝的宽纵主要表现出它作为“征服王朝”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法制上的不健全，并非对臣下刻意宽容。与此相联系，我们还看到尽管元朝皇帝（或蒙古大汗）享有无上的专制权威，但其时的君臣关系并不像明朝那样剑拔弩张。蒙古皇帝有非常强的“天命”、“神授”自我意识，对作为自己“家臣”的朝廷官员没有太多的疑忌之心；而元朝官员主要来源于蒙古、色目贵族和汉族胥吏，其政治态度也与富有强烈的道义原则和社会使命感的士大夫阶层颇为不同。到明朝，君臣角色都发生了变化。一面是起自寒微、心理脆弱的明太祖及其子孙，一面是在长期受到冷落后重新有了用世机会、跃跃欲试的士大夫，君臣关系趋于紧张似乎可以理解。廷杖之制起于金、元，但两朝廷杖大臣之例并不多见，不像明朝动辄棰楚交加，原因应当也在于此。〔4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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