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对上述状况应具体分析。古代女子削发为尼或为道姑有许多不同的原因：一种人是真心皈依教门，恪守戒律，了此一生，这是多数。另一种是为生活所迫，以尼庵、道观作为一个归宿或一时的栖身之地，如有些妓女年老色衰，或为人所弃，无路可走，就去做尼姑、道姑了。第三种女人不过是把出家入尼庵、道观作为一种实行“性开放”、“性自由”的手段而已。 唐宋之时，贵族女子出家为尼为女冠的特别多，其中浓妆艳抹、喜交宾客、放荡佻达的不在少数。《湘山野录》载：“中国长公主为尼，掖廷随出者二十余人。诏两禁送至寺，赐传斋。传旨令多赋诗，唯文僖公彭乔年尚有记者云。”又《柳亭诗话》也记载道：“李义山诗《碧城》三首，盖咏公主入道事也。唐之公主，多请出家。义山同时，如文安、浔阳、平梁、邵阳、永嘉、永安、义昌、安康（诸公主）先后乞为女道士，筑观于外，颇失防闲。” 这“筑观于外，颇失防闲”几个字点明了问题的实质。公主们住在宫里，搞“性自由”毕竟不方便，在宫外当女冠，情况就不同了。唐玄宗私儿媳杨玉环，开始时为掩人耳目，也把她送进道观当女道士，道号“玉真”，他们在道观频频幽会。 此外，女尼、女冠们广游全国，出入宫禁与民家都比较自由、方便，与女子接触更不受限制，这都给她们的性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些女尼、女冠自不能免，像鱼玄机这样的风流女道士绝非个别。除了搞异性恋之外，搞同性恋的更多，而社会对搞女同性恋更为宽容，因为这不破坏婚姻家庭，不算“失节”，也不影响子女的血统。当然，也不会被认为是什么“好事”，元代的陶宗仪就认为女尼、女冠等不能随意进入女子的闺房，以防生乱，其主要寓意也是防止女同性恋的发生。 民间妇女的同性恋 如果说，宫廷女性、女尼、女冠等由于接触男性的机会少，因而以搞同性恋作为一种性宣泄，那么这实际上是受了男女两性交往的限制，女同性恋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是现代性科学所谓“境遇性同性恋”，如果环境允许她们和男性广泛接触，她们还会“从良”、“还俗”、“择偶而嫁”的。可是有些民间妇女的同性恋，是受心理变化、传统风俗的影响，完全是自愿而为之，这种同性恋就稳固得多了。 例如，正如明、清的男风盛行一样，广东顺德也有许多蚕女不嫁，愿终生为处女的风俗。她们被称为“老姑婆”，同住一起，居住的地方叫“姑婆屋”。由于传统上养蚕丝之地被视为圣洁之所，男子是不可进入的，因而“姑婆屋”也不准男子进入。这些蚕女互相结盟，滴血为约，永不外嫁；她们结拜为姐妹，亲如夫妇，祸福与共，终生不渝。 她们结盟的仪式称为“梳起”。举行这种仪式时，像新嫁娘出嫁一样，将做姑娘时常留的大辫子梳成别的发型，到寺内神前，当众杀公鸡喝血，拜神发誓，凡是经过“梳起”的女子，一切婚约均属无效，而男家也不能强娶，但男家可以索取与要求赔偿聘金和重新订婚的费用，这费用就由那对结拜姐妹共同负担。 《清稗类钞》中还记载了清末民初的上海有所谓“磨镜党”的组织，这是一个女同性恋的团体，该书第三十八卷《洪奶奶与妇女昵》云： 沪妓有洪奶奶者，佚其名，居公共租界之恩庆里，为上海八怪之一……所狎之男子绝少，而妇女与之昵，俗所谓磨镜党者是也。洪为之魁，两女相爱，较男女之狎昵为甚；因妒而争之事时有之，且或以性命相博，乃由洪为之判断，党员唯唯从命，不敢违。 从以上这篇论述中可以看到，女同性恋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在当时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女同性恋者似乎还有相当大的力量。 与男风相同，女同性恋也是古代小说、尤其是性小说的内容之一。这是因为，小说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而女同性恋在生活中并不少见。例如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与同朝代丁耀亢所著的《隔帘花影》都不仅有女同性恋的叙述，而且后者还有女子鞭打女子，直至身浴血花又剪去头发而感到性满足的描写，这是女同性恋加上“性虐待狂”了。此外，明末清初李渔所著《怜香伴》中的雀笺云和曹语花、清代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蔷官和薇官、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封三娘和范十一娘，都是对女同性恋的描写。 从古代形形色色的同性恋看来，其原因和表现是十分复杂的。许多王公贵族、达商富贾的同性恋，大部分算不上什么“恋”，而是一种淫乱，他们对异性玩弄腻了，就去玩弄同性；有一些人的同性恋，是十足的性变态；而多数人的同性恋，则出自一些心理的变化、民俗与环境的影响，他们是真正的“恋”，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感情和生活方式并不是什么罪过——对古代这形形色色的同性恋一概斥之为“淫乱”、“秽行”、“变态”是错误的，察古是为了知今，我们研究古代的同性恋是为了说明，社会上的这一性现象具有很远的历史源流，它的原因复杂，有些成因（如统治阶级的淫乱与性压迫）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而有些成因现代和古代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对我们研究与认识现代社会中的同性恋是有帮助的。 共2页: 上一页1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