剐3357刀，每10刀歇1次，生怕刘瑾昏死而不知疼痛，得把他叫醒。     崇祯皇帝剐过两位名流，一位是忠诚报国的沈阳军区司令袁崇焕，罪名是叛国通敌，剐3543刀，残肉被痛恨汉奸的没脑愤青吃掉，另一位是喜欢高调进谏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郑鄤，罪名是棒打后妈、奸儿媳、奸妹，剐3600刀，残肉出售，做调制疮疥中药的原材料。 
 
 　　与宋太祖赵匡胤绝然不同，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撰写《大诰》，警告天下，轻罪可以重判。北京监察厅厅长柯哲很讨厌国家监察部长詹微，联合18位官员，诬陷詹部长，何哲和3位同党凌迟示众。中央警备局有一位军官，叫“靳谦”，他让太太击鼓鸣冤，庭审后发现，其诉不实，是诽谤政府，凌迟。浙江崇德县有一名生产队长，叫“李付一”，他总是骚扰良民，崇德基层法院传讯他，他不理，刑警去抓他，反被他灌醉大绑，诬为骗吃骗喝，这样的行径，顶多上一次《焦点访谈》，但也被凌迟处死。     这时候，连不按时交税，也会被凌迟，酷似彭真的“严打”。直到《大明律》颁布，凌迟范围才得到规范，即，凡危害国家安全，破坏宗庙、皇陵、宫殿，不问首犯从犯，一律凌迟，凡谋杀奶奶爷爷老妈老爹、谋杀一家超过3口、生取他人器官，凌迟处死。     清朝的凌迟，残忍烈度不及明朝，但却普遍化了。在适用范围上，别说杀了奶奶爷爷妈咪爹地，就连打骂他们，打师傅，也得凌迟，另外杀人、太太杀丈夫、逼人致死、劫囚、越狱、掘坟，都得凌迟。因此，清朝反对凌迟的声音，不绝于耳。康熙时代，法学家王明德出书，就说凌迟在“正法之外”，违背祖先精神。乾隆时期，史学家钱大昕说，“凌迟”词义晦涩难懂，只有清楚明白的刑名，才能起到警慑作用。     康乾是和谐社会，去酷刑，自然顺理成章。但洪秀全造**之后，必须重典治乱，咸丰皇帝不得不授权督抚，可对叛党“就地正法”，可频频使用凌迟威慑。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为保三军性命，只率总理曾仕和和监察委员黄再忠独入清营，向成都军区司令骆秉章投降，咸丰遗孀慈禧传旨，“就地正法”，骆司令选择了凌迟。行刑时，刽子手先割曾总理一刀，总理痛得狂叫，石达开呵斥说，咋就不能忍受须臾之痛！曾总理听罢，咬紧牙关，没再喊叫。最后，石达开被割100刀，始终凛然无声。四川民政厅长刘蓉记述：“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可见，石达开不是怕死鬼，是革命英雄。     一系列严酷杀戮，自然解决了南方动乱，但余害不浅，与现代法理不容，国家形象也十分糟糕，于是清末大法学家薛允升大量援引陆游、王明德、钱大昕，再次呼吁恢复汉唐，从《大清刑律》中剔除凌迟。     话至此，俺们可以发现，废止凌迟的思路，古已有之，并非伍廷芳和沈家本临时独有，后者是在一个合适的契机里，完成了窦俨、陆游、王明德、钱大昕、薛允升的未竟事业。另有一处也可圈点，乱世中，慈禧曾用凌迟杀人，很见效，但同样在乱世中，她没再犹豫，永远废除了这种酷刑。而对《删除律例内重法折》的批复，慈禧写得相当策略，力挺改革派，也于守旧派无碍--     我朝入关之初，立刑以斩罪为极重。顺治年间修订刑律，沿用前明旧制，始有凌迟等极刑。虽以惩儆凶顽，究非国家法外施仁之本意。     呵呵，咱不管她老人家怎么说，反正自1905年4月起，使用了1355年的凌迟酷刑，永远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