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时代，官员的工作很轻松。官僚制度设计上有“官”、“职”和“差遗”之分。“官”是一种等级待遇，相当于现在的“主任科员、处级调研员”之类，是拿工资的一种标准。“职”是加官的虚衔。“差遗”才是实际职务。 宋政府规定最低的官员配一名服务人员，宰相可配一百名，这些服务人员相当于现在党政机关的附属编制，国家发工资。碰上皇帝生日、官员退休或是死亡，政府还允许高级官员的直系、旁系亲属甚至门卫保安顶替到政府机关工作。 宋朝的公务员不仅好当，且门坎不高。宋末时，一次录取的进士有六七百人。进士及第就任命官职。如果你高考落榜，考十五次也没考上，那么政府就特授你“本科出身”，到真宗时应试五场而没有及第的就可以获得这样的称号。只要你有耐心、身体好，那怕没什么水平，捱到五次高考就出人头地了。 可以想象，包公当官的时代，有着这么高的年薪和应有尽有的各种待遇，他还犯得着去收礼收贿？为政清廉做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这种做法跟新加坡高薪养廉的政策如出一辙。只是北宋的这种高薪政策有些离谱，不合国情。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北宋的公务员队伍相当庞大，加上为了稳定边界还要给随时可能把北宋王朝吃掉的辽、金每年的岁币和西夏的岁赐，最终导致政府的巨大财政赤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久女真打入汴梁，宋朝也随之死亡。这个教训实在不小。 （摘自香港《大公报》文/冯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