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不妨归纳如下。第一，由“左右司马”率领的“万二千人”投降了灌婴军。这是《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载明了的。结合多个传记综合判断，灌婴在“下东城”前所降由左右司马率领的“万二千人”既不会是东城守军，也不会是江东援军，只能是垓下残军中没有战死又愿投降的最后的战士和“军将吏”群体。“左右司马”是两个仅次于大司马的行军副司令高级将领。他们既不愿就地死在垓下战场上，也不愿主动投降四面合围的汉军主力；但他们知道自己的项王“南出”，所以就沿项王的路线从西南角空隙突围南出。但第二天白天，冻饿伤残得只有“走”而无“战”之力的这部分楚军，没有找到项王，而是遇到了杀气腾腾的灌婴五千骑兵。面对此绝境，投降是顺其自然的了。 第二，另两部分在随名将钟离眜、季布从其他方向突围中或死或降。限于篇幅，单举钟离眜为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汾阳侯靳强条载：“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眜，功侯。”可见在项羽溃围南出的当夜，钟离眜亦率军在另一个方向进行了激烈的突围战，军队被“破”后单独逃走。根据《史记》对季布、钟离眜的记载看，他们两人是成功突围出去的。 第三，还有一部分垓下楚军当由楚内奸项伯、丁公所率，稀里糊涂投降了汉军，这部分楚军当不在少数。这些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互文”中有迹可寻：项伯“以破羽缠尝有功，封射阳侯”；至于丁公，也许“功”大到难赏之地步，所以他竟得意地主动找到刘邦请赏，但刘邦却大怒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并“遂斩丁公”。 将以上三部分加在一起，说明在项羽率八百余骑“直夜溃围南出”后，留在垓下的大部分楚军是被俘而不是壮烈牺牲。《虚假报道》中的“整个垓下战役中，汉军斩首八万”一句，明显是误解了史料，张冠李戴，把《高祖本纪》中“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中的“斩首八万”戴到了“垓下战场上的汉军”头上。 试推理，如果灌婴五千骑在垓下战场上就“斩首八万”，《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又说他所将军队在“下东城”前“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那么，两个数字加起来，仅灌婴五千骑就将垓下“可十万”的楚军斩首、生俘九万二千人。果若此，“（垓下战场）那八万抛头颅洒热血的楚军将士”将无“英雄顽强”可言，他们简直就是一群羊或一堆西瓜，而韩信和刘邦率领的近百万汉军简直就在那里观战，而战胜后的刘邦岂会说：“我不如韩信。”他一定会说：“我不如灌婴，他五千骑兵就斩俘垓下楚军九万二千人！”可见，灌婴军的“斩首八万”决不是垓下军。因为司马迁明言“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那么这个“斩首八万”定是灭项羽、占东城后，一路东渡乌江所略定的楚地“五十二县”中尚不投降的分散楚军。 《史记》并未“特意抬高项羽、贬低刘邦” 由于上述核心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下述问题就比较容易回答了。一方面，《史记》中是否有“特意抬高项羽”的写法？我们认为是没有的。诚然，今天在读《项羽本纪》时，一般读者大多会被项羽英勇无敌、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感动，甚至会一洒同情之泪。但《史记》同时在另外许多场合无情地列举了项羽身上最突出、最可憎的缺点：“项羽有一增而不能用”（刘邦语）；“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范增语）；“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韩信语）；“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 从《史记》中摘引的这些评论项羽的史料中，我们能看出半点“抬高项羽”的笔墨吗？ 那么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史记》中是否有意贬低了刘邦？答案同样是否定的。熟读《史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随机应变而又胆识过人的汉高祖而并非一个“无赖”。退一万步讲，司马迁即使“因一介个人恩怨”而想贬低刘邦，他能做得到吗？我们知道，《史记》是在汉宣帝时代经过皇帝批准而“宣布”的，《汉书》对此有明确记载。试想，在信奉“霸王道杂之”、嗜杀成性的汉宣帝手中，《史记》得以较完整保存并“宣布”，唯一可信的解释是，其中的记载确属“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就连西汉高祖的嫡亲后代也愿意尊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