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人民富足，社会安定。西汉由于农民负担长期得到减轻，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出现了社会安定和谐的“文景之治”。史称：惠帝吕后之间，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户口浸息，刑罚用稀；文景之世，国家元气恢复，社会安定，府库充实，人民生活近于小康。《史记·律书》记载文帝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米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至汉武帝时期，因“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富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牸牝者槟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这样的安康和谐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充实。由于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国家财政与建国初相比，出现了天壤之别。如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实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

　　由此可知，西汉以“文景之治”为标志的太平盛世，是通过轻徭薄赋政策取得的。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也不是无所事事、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是积极“有为”的。那就是为农民建立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证农民的劳动得到稳定的报酬。在排除农民生产干扰方面，一是减轻政府对农民的赋役负担，二是打击豪强对农民的侵害；在保证农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减免农业税，一方面通过财税政策稳定物价。太平盛世，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标志，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农民的富足程度。

　　(作者为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