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亦身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太史公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在以上这段文字中，引发争议的焦点就是太史公所说的“身死东城”四字。按冯其庸先生的说法，“如项羽真死在乌江，则司马迁的论赞就应该说‘身死历阳’或者径说‘身死乌江’，而不应该说‘身死东城’。”冯文还进一步指出:“因《史记》原文叙述上的矛盾，引起各家疏解上的矛盾。”就是说，一些《史记》疏解文本也因原著的矛盾而存在矛盾，不可不加考核、分析地作为论证史实的依据。    司马迁记述项羽之死究竟有无矛盾    持“身死东城”(定远)说者认为，《项羽本纪》中有关项羽之死的文字确有矛盾，比如:既说项羽“乃欲东渡乌江”，后又说项羽“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坚持不肯渡江；既写项羽在东城“自度不得脱”，走不出东城，又写“乌江亭长檥船待”，似乎项羽已经从定远东城来到了乌江渡口，这些都是前后矛盾。冯文写道:“太史公的文章会有矛盾纰漏吗？有。这种矛盾纰漏前人早已指出。”为此，冯文列举了《汉书·司马迁传》、《史记集解序》(六朝裴駰著)等史籍，以及近人李长之的有关著作，指证司马迁撰写《史记》广泛采用了多种史书材料，难免有“疏略”“或者抵牾”之处。如《项羽本纪》的最后一段文字，就完全有可能是采自《楚汉春秋》(此书已佚，今有辑逸本，载《丛书集成续编》)。此外，竹木简书在世代流传中也会有脱漏、错简。王国维、罗振玉考释的《流沙坠简》中有一简是《史记·滑稽列传》的文字，与今本就颇有异同。    持“乌江自刎”说者认为，《史记》中有关项羽之死的叙述并不存在矛盾。司马迁出生(约公元前145年或135年)离项羽殉难不过六七十年，他同其父司马谈俱为史官，搜集和保存有关楚汉相争的史料应该是充分的可靠的。呼文指出:司马迁“治史精神之严谨，逻辑思维之缜密，向为历代史学家所共识。司马迁怎么可能疏忽到在同一篇文章中的末尾相隔不到五百字的篇幅里，前写项羽于乌江‘乃自刎而死’，后写其‘身死东城’，［注:呼文、娄文皆认为，西汉时乌江在东城县境内，不属于今天的和县(旧称历阳)，与定远东城并非一地。］出现这样明显的矛盾而未发觉，这是不可思议的。再说班固亦是汉代的杰出史学家，离项羽之死也只有二百余年。……如果太史公在记述上确实存在着这种前后不一的明显错误，难道班固也如此疏忽，不予订正竟至于留到两千余年后，才被人发觉进而提出质疑？这是不可理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