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政本”。追随刘邦定天下的政治智囊陆贾，在西汉政权立足未稳时便已开始思考秦亡的教训。他在《新语》一书中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又说，古今帝王成败之道，最根本的一条是能否“得民”。陆贾的主张，反映了汉初社会休息民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客观要求，又是新政权施政的当务之急，所以被高祖和群臣所激赏，并成为此后几十年里“无为”政治的指导思想。文帝时，贾谊以“过秦”为题写了３篇文章，对秦亡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进一步丰富了陆贾的认识。他指出：“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还进一步指出：人民是一切的根本，最有力量的是人民。“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这些见解，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无疑具有极强的鉴戒作用。      抑制商贾。刘邦即位之初，社会经过长期战乱，城市人口散亡，经济凋敝。商贾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有的还用钱购买土地，同新兴地主争夺土地与劳动力；有的则凭借巨额财富，操纵物价，并有意给官府制造困难。当时农民之所以贫困，重要原因是商人的盘剥，刘邦看到这种情况对于恢复人民生计、稳定社会秩序，是很不利的，因此决定采取抑制商贾的政策。规定商贾及其子孙不得为官吏，商贾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加倍征收商贾的算赋，等等。      “扫除繁苛，与民休息”。有鉴于秦“赋敛无度”、“戍徭无已”的教训，汉初施行了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休息”，指的是政府征调赋税徭役以不影响农业生产为度；“无为”，则是要求政府不要在赋税徭役制度之外额外征调，少干甚至不干无端扰民的事，以免影响农民生产。      首先是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保证从事农耕的时间。如惠帝修筑长安时，使用奴隶与刑徒代替农民；吕后改戍卒的终身服役制为一岁而更之制；景帝把成年男子的始役年龄从１５岁提高到２０岁。文、景时期，几乎没有征发农民筑城、建宫殿、修坟墓及其他劳役的事情发生。这一切表明，西汉前期确在尽一切可能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      其次，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西汉之初，刘邦就已减田租率为“什五税一”。以后，惠帝、吕后时期也没有改变。文帝前元二年和十二年，曾两次宣布减当年田租率为三十税一，前元十三年，又免除全部田租。景帝以后，基本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这些措施，使秦末以来受到巨大破坏的农业经济，很快获得恢复与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国库盈溢，社会财富已是相当充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