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名著《艺术哲学》中写道：“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上任何一个作出过重要建树或留下浓重印迹的时代，都拥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精神风貌。汉代就是这样一个在精神风貌上留给我们许多深刻印象的时代。

　　汉代 社会在性以及某些男女关系方面是一个比较通达的社会。男子和女子可以一同宴饮，结伴同路甚至同车而行，女子也能单独会见男宾。《风俗通义·怪神》说青州等地祭祀城阳景王（朱虚侯刘章）祠时，常有“倡优男女杂坐”宴饮的场面。“杂坐”表明男女不仅同场而且还相邻而坐，并不隔开。密县打虎亭汉墓画像石绘有梳髻插笄女子与着帽男子并列坐于宾客位置上宴饮，其旁又有两个女子对坐宴饮，这可视为“杂坐”情境的形象展现。他如英布爱姬单独去为其疗疾的医家赴宴，以及汉代墓葬中屡见不鲜的男女裸体恩爱图像，也都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才能出现的事情。当时虽已存在“贞”的观念，但人们更为强调的是“孝”。秦汉妇女不改嫁的最早例子是《列女传》卷四《贞顺传》“陈寡孝妇”条所载陈地寡妇事，时当汉高祖至文帝时。但陈氏守寡并非出于贞节而是为尽孝于婆婆，故文帝赐号“孝妇”。到了东汉时期，虽然情况有了变化，但在社会舆论对女性“贞”与“孝”的要求上，“孝”依然占据上风。妇女改嫁蔚然成风，且不受道德谴责。如张负孙女六嫁，汉景帝以离异并与前夫生有一女的王氏为皇后，以及曹操著文令其妻妾“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等，不过是汉代社会众多类似事情中的典型例子。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是婚姻关系中的自主选择。汉代社会一个核心家庭的婚姻决定权有四个依次递减的层次，即父亲、母亲、兄姊和本人。一般来说，当父母都不在世时，本人对其婚姻有很大的决定权。平阳公主离异后选择大将军卫青为夫，孟光向父母提出欲嫁梁鸿，表明即使父母诸亲在世，子女对自己的婚姻也有建议权。

　　对人体美的欣赏可以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汉代人眼中，男性美中最为突出的是体现男性第二性征和富有力量感的方面，如胡须浓密，身形高大，肌肉有力等。西汉人王商高八尺余，“身体鸿大”；东汉人虞延“长八尺六寸，要带十围”。他们的身体形态都得到了正面评价。胡须的意义也非同寻常，是男子尊严的象征。东汉初人温序被隗嚣部下逼迫自杀，死前“衔须于口，顾左右曰：‘既为贼所迫杀，无令须污土。’”（《后汉书·独行列传》）女性美则突出其面容的俏丽姣好，头发的修长乌黑等。清代学者俞正燮注意到古人有“女贵大”的观念。顾颉刚、童书业先生根据《诗经·硕人》、《泽坡》等篇，指出春秋时代美女的标准是身材高大。这种观念在汉代也得到延伸。汉代人较为欣赏身材高挑丰满的女性，出土的汉代画像资料上贵族妇女大都身形高大丰腴，与身边的侍女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