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大量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运输，需要以马为主要畜力进行，如果要在外地引进马匹的话，距离较近的河西自然是最佳选择。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史记·货殖列传》谓关中：“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而其地距河西也近，但河西，甚至其他地区为什么很少有关中的物品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皇室是一个庞大的消费体，用度巨大；二是关卡林立，市场管理严格。另外从关中到河西的道路属于汉中央政府竭力经营的官道，居延简中的“刺书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般商人或官商要通过是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下选择一条方便而又实惠的道路来交往就很自然了。 （三）、汉代蜀地通往河走廊的路线 蜀地不经关中而通往西域的路线，我们认为有两条，一条是在关中的边缘，从蜀地到汉中，再溯西汉水而上到天水。天水一带是秦人的发祥地，近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先公陵园进一步说明，早在先秦时期，秦人已经开始以礼县一带为基地向东西南北开拓。汉代已开辟了从河西经天水到长安的驿道，新出悬泉汉简中有一条简牍确切地记载了这条道路的具体走向 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东南。天水平襄二千八百三十，东南。东南去刺史□三□......一八十里......长安四千八十......（V1611③:39）〔5〕 东汉初年，窦融与刘秀在天水合围隗嚣，窦是准备将要经过“高平道”，再迂回到天水的。我们认为居延新简中的“刺书简”记载的从河西到关中的道路，从高平也可以到天水，具体路线是：高平（今宁夏固原）——静宁——庄浪——秦安，关于此问题我们已有专文进行过论证，此不赘述。〔6〕另一条道路是从河西到青海，再经临夏盆地逆大夏河或洮河到蜀地，逆大夏河的这条道路，学界前辈已有人进行过研究。冯汉庸先生指出：唐五代时有一条从西川不经过关中而直达西域的道路，唐时称为“西川路”，具体路线经过川西北的松州和甘青交界处的积石山。〔7〕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公元5世纪末，吐谷浑王与北方的凉土（河西地区的地方政权）、夏国和南方的蜀地有了交往。〔8〕马雍先生也说：“曹魏自不说，即令蜀国亦取道青海羌中与中亚有联系。”〔9〕实际上汉代已经开辟了从从敦煌到今临夏盆地的道路，有学者称其为“祁连山道”，也有先生称其为“羌中道”。这条道路的具体走向，初师宾等先生进行过论证。〔10〕我们在此主要论述这条道路的蜀地到临夏盆地的具体走向。 从临夏盆地到蜀地，中间横亘着黄土高原到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带。这一带的原始文化有许多共同点，早期的马家窑文化的南缘就一直延伸到甘南、川北以及陇南地区的白龙江流域。在环绕我国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型文化地带中，这个过渡带占有特殊的地位。学术界普遍认为先秦时期文献中的昆仑山就在四川、甘肃、青海交界的山区。有学者指出“巴颜喀拉山即昆仑之丘。今巴颜喀拉山南麓，石渠、德格等地属丘状高原地貌类型，可明显分为三重。积石山即今阿尼马卿山。巴颜“喀拉”为黑色或紫色之山。徐南洲先生说：“果落山正当巴颜喀拉山的‘东北隅’，‘昆仑墟’即巴颜昆仑山，为昆仑山（夏商及远古）南支。.......朝云之国即轩辕氏黄帝，在今甘肃洮河流域。司彘即赐之为雷祖（嫘姐）之族，今若尔盖西北的河湟地带。.......韩流（乾荒即高阳、即高唐神女）与广汉三星堆青铜人像对比，有  首、谨耳、人面   捉、鳞身、渠股、豚   等特征。‘高阳乃命禹于玄宫’正是三星堆遗址。阿女淖子来自蜀山。古之蜀山在今甘肃碌曲县郎木寺至玛曲县之间。即若尔盖泥炭沼泽的西北边沿第一曲的北岸。故蜀山氏就是禹贡雍州‘渠搜’之族。《世本》等书称淖子名昌仆，而昌意是她的祖辈。昌意也来自河曲。祖孙二人都是雷祖所生的卷族之裔。”〔11〕童恩正先生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黄河上游氐羌系统的民族即有一部分向南迁徙，进入川滇诸省。其中有的在川西北地区与当地原有的民族杂居，发展了一种农耕而兼畜牧的文化。在定居农业的过程中，他们与羌族的区别日益显著，从而构成了川西北氐族的先民。以后再从河湟进入当地的羌族，在经济文化上似乎还受过他们的影响。在秦汉时代，此种文化的传播已经遍及今阿坝、甘孜两州和西昌专区的一部，达到了最为繁荣的阶段。秦汉以后，川西北的氐族，一部分融合于藏族之中：一部分以嘉良夷、嘉戎族等名称二见于历史；另一部分则可能南下至川黔交界一带，最终与汉、苗诸族同化。当我们在考察西南的古代民族史时，这一民族在开发川西北和沟通南北民族交流等方面的功绩，乃是不应该忽视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