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无意一一标举其创新之处，仅举几例略作说明。例如，关于“汉家制度”的内涵及作用，以往研究往往都满足于“霸王道杂之”的概括或描述。而《大传》对这一问题则专门予以讨论。作者旁征博引，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指出：所谓“汉家制度”，概指汉朝的典章制度，其中“霸王道杂之”，即“法家的刑治与儒家的德治并用”或“德、刑并用”，乃是一个主要内容，而且“行之有效”，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汉武帝大传》对一些具体史实的考辨也新见叠出。以所谓“齐学”为例，作者将其定义为“西汉初年在齐地形成的儒学地域变体”，然后即列举事实，指出中国古代儒学地域化的过程并非始于北宋，而且儒学地域化的催化剂绝不是什么“印度佛教文明的侵入”，儒学地域化也并非民间化的过程。《大传》还提出武帝晚年发生巫蛊之祸的原因主要是江充等人的诬陷和逼迫，而并非“是一起政治事件”；武帝改正朔，易服色，既不是为了校正历法，也不是要顺应天命，而主要“是为了长生不老”。这些论述显然是作者长年研究之后的独到见解。（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