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初年，由于秦末战乱和“楚汉战争”的摧残，社会经济破败凋敝，百姓穷困，国库空虚，人口锐减。连皇帝的车辇也找不到四匹同一颜色的马。然而在平息吕后乱政后，经过文、景二帝39年的治理，到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粮仓里装满了粮食，钱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藏钱积累到好几百亿，烂了串线绳子的散钱堆积无法计算。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堆积，一直堆到露天的地上。朝廷6个大马苑养马30万匹。民间家家养马，人们骑母马出门就感到惭愧。西汉终于获得了超过战国时期的经济繁荣，为汉武帝时期西汉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重农轻赋，倡俭抑奢和减轻刑罚是“文景之治”的三大善政，这在史学界早已成为定论。且看这三大善政与《管子》的关系：

重农轻赋《管子·治国》篇载：“粟者，王之本是也”。开宗明义地指出农、粮是圣明君主的根本大事。又如“明王之务在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五辅）、“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国蓄）的治国必先富民、富民必先重农思想，在“文景之治”中得到了实践。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亲自下地耕种，让皇后亲手养蚕就是例证。更为明显的是，文帝曾下“夫农，天下之本也”的诏书，景帝曾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桑麻。”这些话简直是《管子》中“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畜）、“民之所生、衣与食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何也？唯粟！”（禁藏）诸多论述的翻版！

文、景时期，几乎没有征发农民筑城、建宫殿、修坟墓及其他劳役的事情发生。文帝曾两次宣布减当年田租率为三十税一，他在位23年中就有12年免除全部田租。汉景帝（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年在位）登基后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这些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保证农耕时间的举措，与《管子·权修》“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则上下相疾也……取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的观点是一致的。

人们不禁要问，文帝12年不收田租以及景帝时如此低的田租率，上述“文景之治”使国家钱粮储备如此丰富是怎么得来的？这要得益于另外一项发展经济的举措，就是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中提到的“西汉私营商业有很大发展……实现了战国政论家“关讥（检查）而不征的理想。……汉文帝时，贾谊、晁错都主张驱游食之民（小工商）归农，认为背本趋末的人太多了。”可见，西汉发展私营商业获取利税，“不课税而国用足，不增赋而天下饶”致富手段，分明是从管子那里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