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充国为坚持屯田之策，秉笔直书，极言利弊，三次上书皇帝。他的奏章送到朝廷后，皇帝每次都要召集群臣讨论。表示赞同的人第一次不足十分之三，第二次达一半，第三次则有十分之八。就连原先持反对意见的丞相魏相也说：“我等愚昧不懂兵事，后将军规划有方，我认为他的策略必定行之有效。”于是汉宣帝终于批准了他的屯田之策。
　　 这时，许延寿和辛武贤仍然主张进击羌人，宣帝也予以批准，两策并用，命许、辛和中郎将赵印会师进剿。结果，许延寿收降羌人四千多名，辛武贤斩杀二千，赵印斩杀，收降二千多人，唯有赵充国兵不出营而收降五千多人。于是赵充国又上奏章说：“羌人约有五万军兵，已经斩首七千六百级，投降三万一千二百人，淹于湟水和饥饿而死的也有五六千人，现在逃跑的充其量不过四千兵马，况且罕羌首领表示，要杀死先零羌的首领杨玉，于是请求回军。宣帝答应后，赵充国于神爵二年(前60年)“振旅而还”。当年秋天，先零羌首领杨玉果然被部下杀死，其部属四千多人全部归降汉军。
　　 后来赵充国告老请退，皇帝赐予安车驷马，免官归第。甘露二年(前52年)十二月病逝，享年八十六岁，谥号壮侯。
　　 点评：赵充国善于治军，爱护士兵。行必有备，止必坚营，战必先谋，稳扎稳打。在平叛战事中，他坚决采取招抚与打击相结合、分化瓦解、集中打击顽固者的方针，能和平解决的，决不诉诸武力，这完全符合孙子兵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他的主张受到朝廷大臣和宣帝的一致反对，但他无所畏惧，反复上书说明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终于为宣帝和大多数朝臣所接受；其次，他的留兵屯田之策确为深谋远虑之议，不仅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后世亦有深远影响，因此他不仅是一代名将，而且是享有盛誉的军事家。此外，还应该指出的一点是他一生的主要功绩集中表现在晚年，七十三岁时，主动领兵出征，七十九岁凯旋回京，以如此之老龄，顶风冒寒，坚守边境，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也许与此有关，他在征战中过分强调“穷寇勿迫”，因而曾放弃痛歼先零羌的战机。从临时指挥的角度讲，显然是教条主义，但他仍然是资高历深的将军，所以退休之后朝廷每遇边防大事便请他参加谋划。去世后，宣帝以他功高盖世，在未央宫中画了像，供人瞻拜、纪念，成帝刘骜继位后，又命黄门侍郎扬雄在画像旁题诗赞扬。
　　 赵充国(公元前137一前52年)，字翁孙，西汉上邦人，是一位能骑善射骁勇多谋的军事家，在当时屯田政策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为人沉着勇敢，有远见深谋。少年时，就边学兵法，边研究军事。公元前119年，随着武帝取得了第三次大举征讨匈奴的胜利，即移民七十万口，以加强北方边防。东起朔方，西至今居(今永登县)的地区内，设团官，供给移民牛犁谷种，变牧场为农业区。赵充国就是这一年全家移民令居的。
　　 公元前99年他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匈奴，被匈奴团团围困，汉兵几天无食，死伤增多。充国带领壮士百余人突围陷阵，李广利和大兵紧紧跟随，全身受伤二十多处，终于解围而出。广利将这次情况启奏皇帝，皇帝面见充国，亲自看了创伤，叹为勇士，拜中郎，迁车骑将军长史。昭帝时，迁中郎将、水衡都尉。又和匈奴作战，生擒西祁王归来，升为护羌校尉、后将军。公元前74年，因随大将军霍光定策迎立宣帝之功，封为营平侯。
　　 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向内地侵扰，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联合羌人共同侵扰汉朝。面对这种形势，武帝曾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指的正是这种联合，但派去的士兵也为羌人所败。这时，羌入又逐渐向湟水以北移动，找寻农民弃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时羌人各部落也有联合一致的趋向，郡县官吏也禁止不了。这时匈奴又想勾结羌人，以扩大对汉西部的侵扰。汉朝派往浩窖(今青海省大通河东岸)的军队，被羌人打败，损失甚众。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年逾七十，仍督兵西陲，挫败羌人进犯。回来以后，三向朝廷上书，详细分析了形势，建议防事变于未然，提出了“以兵屯田”的主张，得到宣帝的赞赏。宣帝因他年老，问他：“派谁去带兵最合适呢?”他回答得很痛快：“再没有比老臣更合适的人选了。”又问：“需要多少人马？”答“百闻不如一见。臣愿立刻去金城(今兰州附近)测看地形，写出方案来。陛下把此事交给我办好了。”他就领骑兵不满万人，迅速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作好战斗准备。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解散羌人各部落联合的计划。这时，他建议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作为持久之计，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这对当时支援频繁的战争，减轻人民负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影响到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