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1～前168)西汉初期政治家、思想家。洛阳人。18岁即“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22岁由廷尉吴公推荐,被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在位)征为博士，旋迁太中大夫，颇受重用，并议“任公卿之位”。大臣周勃、灌婴等“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对他进行诋毁和排挤，遂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被召回京师，任文帝少子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死后，他“自伤为傅无状”，忧伤而亡，年仅33岁。他的著作，经后人整理为《新书》10卷。贾谊为官,正当“文景之治”,当时一般官僚，“皆曰天下已安已治”，但贾谊“独以为未也”。在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背后，他看到西汉王朝所潜伏的严重社会危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封建统治者犹如处在“抱火厝之积薪之下”。为此,他向汉文帝“陈治安之策”,提出一套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从而形成了“礼先刑后”、“德主刑辅”的政治法律思想。贾谊在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时，得出一条重要结论，即“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新书·过秦论上》）。他认为，君主取天下和守天下，其做法是不应相同的。取天下要“高诈力”，守天下则应“贵顺权”。秦王朝在统一中国之前，为夺取全国政权，“繁法严刑而天下震”，用武力征讨六国，这种政策在当时是合适的。但取得政权后，不知“变化因时”，“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仍然以取天下之策治守天下之世，不尚“仁义”，“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罚，先诈力而后仁义”，“繁刑严律，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新书·过秦论中》）。因此，结出“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的恶果。前事之覆，后事之诫，汉王朝必须以此为鉴。贾谊认为,“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对待诸侯王的分裂割据，必须使用“斤斧”，武力削除，用“芒刃”就会“不缺则折”。除此之外，治理国家则主要用“芒刃”，行礼治。在他看来，“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驱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祈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新书·礼》)。礼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作用，远胜“权制法制”，治国必须“礼先法后”。对礼法的功效作用，贾谊提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但是,和礼义德教相比,它又不得不居次要地位。礼的功效没有行法那样容易使人看得见，作用却远比法大。而且从长治久安考虑，“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汤、武以仁义礼乐治天下，德被四夷，“累子孙数十世”；秦王怀法令遇百姓，“祸几及身，子孙诛绝”。一得一失，就是最好的例证。从“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的思想出发，在适用刑罚上，贾谊主张“黥劓之罪不及大夫”。理由是：“廉耻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黥劓是污辱性刑罚。为“小人”而设；大夫是君主近臣，“其离主上不远也”,刑戮不加大夫,乃是“尊君故也”。大臣犯罪，要受惩罚,但只能由君主废之、退之、灭之、赐之死,而不能“束缚之、系□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遭受狱吏的詈骂榜笞。贾谊虽然认为老百姓“至贱”、“至愚”，但又认为他们是“万世之本”，“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他们的举动，关系国家的安危存亡。因此，对他们“不可简”、“不可欺”，更不能与之为仇，“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他再三劝戒汉文帝，对老百姓诛赏都必须谨慎。“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有疑罪，“附之去已”；有疑功，“附之与已”。疑罪不诛，“故不肖得改”；疑功行赏，“故愚民可劝”；“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仁信并行，赏罚分明，则民风自化，封建统治就会巩固。贾谊的“礼先法后”、“德主刑辅”的思想，由于汉文帝时黄老思想占主导地位，没有完全付诸实践。但到汉武帝时，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他的思想被重视，并由董仲舒加以发展，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