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很明显，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诸军阀的战略物资是靠掳掠而获取，后勤供应还谈不上。刘备的军队在早期势单力薄，军需来源比较复杂，有时依赖社会上的资助，有时依赖其他军阀而获取，有时来源于抢掠。初平元年，徐州刺史陶谦死后，其别驾麋竺准备迎立刘备为徐州刺史，陈登对刘备说“彼州殷富”，意即该地有充足的物资供应军队。建安元年，“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1]麋竺倾其家产来帮助刘备，使自己获得了政治上的靠山，双方各有所得。此后，刘备在吕布的进攻下，依附于曹操，“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刘备“将至沛收散卒，（曹操）给其军粮，益与兵使东击布”。[2]曹操供给刘备战略物资是为了共同进攻吕布，这时候刘备军队的后勤供应是依赖于曹操。刘备脱离曹操以后，转战各地，不可能有固定的战略物资来源，比较可靠的估计是来源于抢掠。刘备在曹操大军的追赶下逃往荆州，“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而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在曹操大军追赶下，刘备率数十人逃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3]刘备军队在荆州的战略物资或是刘琦供应，或是由当地征发而来。赤壁之战后，刘备为荆州牧，“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4]刘备凭借赤壁抵抗曹操的功绩，开始在荆州地区向百姓征收赋税作为战略物资。刘备入蜀前，郑度曾经对刘璋说：“左将军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禽耳。”[5]郑度提出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使刘备的军队无法筹集到军用物资而自行灭亡，刘璋没有采纳郑度的建议，而是采纳张松的意见，迎刘备入蜀。刘璋“敕所在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归”，刘备在距成都３６０余里的地方驻扎了一百余日，“璋资给先主，使讨张鲁，然后分别”。裴注引《吴书》曰：“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先主传》则径说：“前后赂遗以巨亿计。”“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入蜀以后刘备的军队是依靠刘璋在成都的割据政权供给的。到了次年（建安十七年），曹操大军进攻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乃从璋求万兵及资实，欲以东行。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结果引起刘备的不满，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备因激怒其众曰：‘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勤瘁，不遑宁居；今积帑藏之财而恡于赏功，望士大夫为出力死战，其可得乎’！”刘备借口刘璋没有给足军用物资，激怒将士以夺取益州的政权，刘璋的养痈遗患是刘备最终夺取政权的关键。夺取刘璋政权后，“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占有蜀汉地区为刘备军队的后勤供应提供了广阔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