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各地的信仰皆由中央管理，各地的神祇都在长安建祠，各种神祇集中在长安，各种巫师、降灵人物都在宫中融合成一体，到王莽时终于生根发芽。东汉晚年道教盛起，全国的民间信仰结合起来成为道教的根源，因此，今日各种信仰方式、祀奉的对象基本上与那时相差不远，是宗教的大统一。     在文化部分，经过察举制度，各地精英都汇集在中央，中央又有学校。在汉成帝时，博士弟子的人数约有三万人，他们学成后回到各地教书，这是文化上儒家的统一。博士弟子对于上层文化有统一的功能。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有各种不同的学派、学说，在中国统一尚未完成时，有些学者已经在做文化整合的工作，例如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淮南王刘安编《淮南子》、董仲舒编《春秋繁露》。其中《春秋繁露》规模之大，兼包自然与人事，如此宗教融合，儒家文化传播，儒家学者才能大规模地予以整合。司马迁作整体历史的构建工作，这些成果构成了跨时代跨地域的文化大格局。     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三个层面兼括并至、无所不包的大系统才使得汉朝文化能够兼容并蓄，各地不同的人群也愿意留在这个大系统中，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以汉人自居。     汉朝基本的精神是宽容、宏大而不自限，是开阔的心胸。汉代对匈奴不喜欢用武力，而更愿以和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和南匈奴逐渐由斗争而转变成和平相处；张骞通西域，以经济为主要联络方式而打通了丝绸之路；南越基于经济上的因素，也认为抵抗不如和解。在四川另有“道”，是一条贸易的路线，沿“道”的路线有了贸易后，人口聚集而变成了县，所以今日中国有许多城市仍以“道”命名。由于没有边界，中国人天下国家的意识是在汉朝形成，天下国家的内涵是文化，支撑的是经济的交流，加上另一个支柱是文化上的统一，此为汉之为汉的重要原因。     虽然两千年来汉之为汉的精神一直维持到1840年，然后才由民族国家的意识代替了天下国家的观念。在列国体制中，民族国家互相对抗，中国民族主义一天强过一天，终于代替了天下国家的观念。在两千年前，欧洲的肇始是在罗马，耶稣基督出生应当是公元的开始，千禧年的观念在罗马即已形成，罗马也是天下国家的观念，也是兼容、宽大而非民族国家的时代，一直到欧洲列国相争，民族国家的意识才高涨。     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是新兴的。到2000年时，我们看到世界逐渐走到庞大的全球性格局，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大的天下国家时代，但这一路程是很漫长的，以中国构建天下国家的经验，人类恐需再重新经历一次世界性的天下国家，但此途径非常遥远，中间转折必定很多。     总而言之，中国能够构建此经验，主要精神在于文化中的宽大与包容，而非拒绝与对抗。我很希望中国文化所代表的宽大、包容的精神能继续传承下去，以促进世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