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世纪的中国，从思想接受与社会调整方面来讲，可以说处在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时代。痛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进入中原，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生存的安全系数降低；另一方面，佛教逐渐传播，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以儒家经典而立命的上层精英，成为这场文化冲突中精神痛苦的群体。同时，来自异域的新奇物质和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也带来了对中原社会的快乐刺激。上层社会在排斥佛教精神层面的同时，迅速地接受了来自异域的奇珍玩物等各类奢侈品。而佛教带来的平等思想、神奇法术、低廉的医疗、逃避赋税的方便之门和法外悠闲的生存方式等这些看得见的好处，却实实在在地得到下层社会身心愉快地接纳，并给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存在带来了快乐与皈依感，生命获得了新的意义。这就是北朝佛教以民间信仰为特征，而南朝佛教则以士大夫整合改造佛教思想为特征的原因所在。如果说南朝的士大夫们手执麈尾饶舌论难深受佛教影响的话，那么研究佛教思想在北方一般民众中的接受方式和存在状态，将有利于我们认识佛教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是如何扎根的。所以，中国佛教之发展不仅是思想的历史，关键也在于参与其中“人的历史”，历史学应该有一个不同的视角或者路径进入“佛教社会史”这个领域，关注那些在香火缭绕的崇佛膜拜中求生存的僧俗群体的世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