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研究资本主义诞生的历史，他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是欧洲特殊历史和制度环境的产物，并不是每一种文明都可以自发地形成的。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特意举出中国商品经济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的例子。 布罗代尔关心的例子，也是长期困扰中国学者的一个问题:中国曾经有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萌芽，为什么这个萌芽没有长成参天大树？有论者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历史的正常进行，摧毁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换言之，如果没有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进入资本主义。这种观点的提出者曾经是权威，但现在怀疑这种权威观点的人越来越多。 中国商品经济的历史相当悠久而发达。但是否所有商品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就值得商榷了。中国的商品经济在战国时代已经相当发达，经济史学家侯家驹教授甚至把这一时期称为“重商主义”时代。到鸦片战争之前“萌芽”了近两千年了，怎么还没成“树”（更别说“参天”了）？就从公认的明代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也有几百年了，怎么还是萌芽？马克思早就指出，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古老中华的大门打开之前，中国是有商品经济而无资本主义“萌芽” 的，是外国的大炮给中国送来资本主义的种子，中国才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不过遗憾的是，这个萌芽始终也没有成长为参天大树。其原因则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环境不适于资本主义成长。 中国这块土地为什么不适于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呢？布罗代尔把市场分为两类:包括集市、店铺和小贩在内的低级市场，与包括交易会和交易场所在内的高级市场。产生资本主义的只能是后一类高级市场。中国的商品经济无论多发达，仍然居于低级市场，布罗代尔称为“毛细血管”的底狭层面，而高级市场的“动脉和静脉”则始终缺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其一:缺乏基本的法律保障而使工商业者没有安全的地位；其二:权力体制始终强制性地将国民的经济活动压制在这种低级层面，不允许它略有向高层境界升华的可能。 布罗代尔对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制度的解释尽管颇有见地，也相当有启发，但他毕竟不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史。要从更深层次上认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缺失，还要读一点系统的中国经济史。最近读了台湾学者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对中国不适于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才有了一点头绪。侯先生写的《中国经济史》和我读过的大陆学者写的同类著作有很大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于，他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来写历史，而不是以史学家的身份来写历史。这样，他在结构安排、材料选取和分析立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使我们是在了解以经济为主线的历史而不是作为历史一部分的经济。 侯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关注到中国未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初次萌芽，却因汉武帝的抑商措施与盐铁酒收归国营而告夭折，使中国经济停滞约两千年或成长受到限制，其中虽于南宋及明代中叶再次萌芽，但均不旋踵而灭，其所以如此，是因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而非经济制度影响政治制度。”（《中国经济史》，上册，第33页）侯先生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商品经济是否能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尚可讨论，但他指出这种“萌芽”受到了政治制度的扼杀却是千真万确的。换言之，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还在于政治制度。 中国的历史是统一与分裂，治与乱交替循环的历史。正如《三国演义》中所说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侯先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把中国经济史分为五个阶段:“一，第一次一元体制:郡县制度——秦汉时期；二，第一次多元体制:坞堡经济——始于后汉末期，迄于隋之统一；三，第二次一元体制:府兵制度 ——隋唐时期；四，第二次多元体制:区域经济——始于唐玄宗天宝之乱迄于元之统一。五，第三次一元体制:中央集权——元、明、清代。”（上册，第43页） 中国人有顽固的大一统思想，尽管秦始皇的暴政几乎无出其右者，但因为他实现了统一，赞扬者历代不绝。一般认为，统一时期社会安定，百姓可以安居乐业，称为“治”世，所以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清朝的康、雍、乾三代称为盛世，赞不绝口。在分裂时代，人民遭战乱之苦，猪狗不如。这种观点不能说全错，但至少有许多误解。侯先生指出，一元体制之下，实现了规模经济，可以降低转换成本、保障成本和交易成本，亦可修建全国性大型水利工程（如治理黄河）。但分裂时期放松了政府管制，促进了移民和落后地区的开发。 无论统一还是分裂，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都是君主一人专制的集权制度。统一是大专制，分裂是地区性专制。侯先生指出:“专制政治经常包含两种成分:一为中央集权，二为君主独裁。”（第135页）“集权”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国家越是统一，集权的程度越高。但集权并不一定专制，“真正构成专制要件的乃是君主个人的独裁”（第136页），集权加君主专制就成为最高级的专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就是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而不是相反。王亚南先生把专制的官僚政治作为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原因，深入研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相当有见解的。（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上还是以统一为主的，侯先生指出，“在统一时期，政治趋于专制，经济趋于统制，社会趋于管制，以致经济难以有突破发展。”（第776 页）中国“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大一统在经济上的或然与当然缺失，其中尤以统制经济与管制社会对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工商发展打击最大。”（第163页）侯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的第二十三章“结构内结论”中从专制体制下的崇本抑末观念、商业与企业家精神、对外贸易、科技、人口、土地、资本以及产权、人权的角度分析了专制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不利之处。葛剑雄教授在《统一与分裂》中也指出大一统时代，这种专制经济体制下的巨大浪费。（参见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三联书店，第五章:千秋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