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兵学萌芽于公元前2000—1000年的夏、商两代，形成于公元前1000—700年的西周，成熟于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前770—221年)，中国社会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急剧变动之中。连绵不绝的兼并战争和百家蜂起的学术争鸣，成就了众多中国兵学经典。 现代国际人道法是旨在减轻战祸，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保护战争受难者，解决战争引发的人道问题的国际法。按照国际法院的界定，它主要是由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及1899年、1907年两次海牙会议编纂的公约构成的“海牙法体系”和1864、1906、1929和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构成的“日内瓦法体系”，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逐渐发展而来的。 中国先秦兵学的终端在公元前的221年，现代国际人道法体系的开端在公元1864年，两者整整间隔20个世纪以上。令人惊异的是，我们在20个世纪以前的中国先秦兵学中，竟然看到现代国际人道法的规则；而在现代国际人道法中，竟然看到20个世纪前中国先秦兵学的主张。 中国先秦兵学，包括儒、法、道、墨、兵、阴阳等各个学派的战争学说和军事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家:起主导作用的儒家和占主体地位的兵家。 儒学是一个以“仁”为本，统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庞大思想体系。“仁”的本义是“爱人”。怎样爱？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兵”是在“仁”的统领下，“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决不能离开“仁”，更不可违背“仁”。国外研究国际人道法的学者，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专家，非常看重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认为它很好地体现了现代国际人道法的精神。孔子把“仁”贯彻到军事领域，内容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用兵要符合“仁”的要求。孔子把“足兵”看作是治国的3件大事之一，重视军事且精通军事，他教出的学生有的还是名将。但当有的当权者为了不正当的目的想使用武力而向他讨教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只懂礼乐，不谙军事，给予拒绝，加以规劝。其二，杀敌要受“仁”的节制。他评价工尹商阳和陈弃疾追杀败逃的吴军过程中节制纵杀说:“杀人之中又有礼焉。”他所说的“礼”，就是“仁”的外部表现形式。其三，用“义”来限定“勇”。勇敢是军人最为推崇的品质。两军相争，勇者胜。把“勇敢”限制在“义”即适宜的范围内，就能既勇敢作战，又不滥用武力。 孔子之后，无论是作为儒家正统的孟子，还是作为儒家异端的荀子，在仁为兵本、兵依仁用这一点上，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孟子把“仁”从个人品质的“爱人”，上升为国家政治的“仁政”，再从“仁政”高度审视用兵作战，得出了“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的结论。为什么？因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由此出发，他极力反对过分的杀害，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这等于是杀自己的父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