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日本人这一套天下观念，何时开始形成？

答：征韩的念头由来已久，“唐化”以前就有，可日本“唐化”的天下观，还是以中国为中心。元朝据中国，日本不承认；明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日本又回到中国天下观；清兵入关，占有中国，日本又不承认，遂以中国自居；到了明治时代，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天下观。

问：天下观与“欧化”岂不互相冲突？

答：这就是日本人的本事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像椭圆，可以有两个中心，明治时代的日本，用“欧化”对待西方，用天下观处理东方，并行不悖，各得其所。

可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还是会发生冲突。这一点，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一事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日本人不懂得中世纪的天下观必然要与近代化的国际观念相冲突，而李鸿章却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本来，日本人以为他们“欧化”了，列强应该支持他们，可没想到列强反过来限制日本，日本只好将中国东北三省换了3000万赔款。

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满洲，就这样失手了，日本人痛心疾首，开始对“欧化”反思。

反思的结果，使明治时代的一批“欧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从思想上发生了急剧转化。

以宫崎滔天的老师德富苏峰为例，战前，他是一个“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文明绅士”，以为“理之所向，天下无敌”，可还辽一事，使他受到“创深痛巨的感化”，痛感“公理”虚弱。因此他决心“皈依于实力之福音”，从此以“帝国主义急先锋自命”。

走出天下观？

问：日本人说，近代以来，有两场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是哪两场战争？

答：一场是日清战争，这是日本人的说法，我们称之为甲午战争；另一场是日俄战争。

日本人认为，经过日清战争，“唐化”便告终结了。因此，他们不仅不称清朝为中国，甚至也不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中华民国为中国，而是根据梵文和英语，改称中国为“支那”。起初，算是国际惯例，中国人还能接受，后来受了神道天下观的影响，就转化为蔑视了，因此，“支那”和“China”有区别。

日本在“二战”战败以后，还称中国为“支那”，引起中国人民反感，中国政府曾要求它改称“中华”。日本人说，称你们为“华”，那我们不就是“夷”了？这里面既可见他们的思想上还有“华夷之辨”的阴影，也从另一方面曲折地反映了其民族心结。

问：日俄战争对日本文化有什么影响？其影响是不是导致日本发动“二战”？

答：日本人认为，日俄战争的胜利，带来了日本文化的主体性的觉醒。“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日本人开始对“欧化”进行反思，那还只是从合理性和正义性方面进行反思，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识尚未觉醒。可是，日俄战争的胜利，激发了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识，他们认为，“唐化”不行，“欧化”也不行，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军国主义大旗下，日本文化“神道化”了，形成了一种“神道天下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