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汉盛唐，是人们对汉唐历史认识的总体印象。唐之为盛，在玄宗统治的前期，有“开元盛世”的美誉；而唐之由盛转衰，则在玄宗统治的后期，以“安史之乱”为标志。这种集于一身的盛衰巨变，不仅强烈地震撼当时人的心灵，而且对关注这段历史的后人也一样产生强烈的心灵震荡。千百年来，它就像谜一样，令世人在叹惋之余，总想犁庭扫穴，直追谜底。人们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唐的盛极而衰也当如此。假如我们从安史之乱往前追溯，一定会找到很多说头。人们关心这一盛衰巨变，对大唐开国以来的统治政策与政治运作中的失误自然不会放过，但对玄宗时期用人行政的得失利病及这一时期社会矛盾何以激化、安史之乱何以突如其来等问题的探讨肯定更有兴趣，因为这种盛衰巨变之所以发生在玄宗统治的晚期而不发生在别的什么时候，肯定与身为一国之君的玄宗有更为直接的关系，倘能从玄宗时期的统治政策及政治运作中解读出某种导致大唐盛衰巨变的奥秘来，自然更能获得满足感，也更有学术价值。

开元盛世的造就，当然不是天上掉馅饼，应该说是与唐玄宗的开明统治息息相关；而安史之乱的到来，也不是什么命运的捉弄，而是唐玄宗的昏庸统治所致。何以见得？理由如次：

先析“盛”之缘由。其一，玄宗即位之初，年方27岁，正是少年天子，血气方刚，具备大干一番的基本条件；其二，玄宗靠宫廷政变上台，没有老本可吃，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其三，满朝文武对武后以来的酷吏政治非常不满，渴望新君振衰起弊，刷新政治；其四，玄宗本人对武后以来的政治危机和社会矛盾也有所认识，对于如何化解矛盾使大唐航船重新驶向安全区域有所思考。这些因素合起来，就使开元时期的大唐政治开出一个新局面成为可能。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这一时期，玄宗能鉴往，能纳言，能任贤，敢放权，充分显示出一副励精图治的明君派头；而先后为相的姚崇、宋璟、韩休等人也是治世之能臣，有公心，敢谏诤，能办事，不贪不私不怕死。现聊举数例以示言之不虚：一是史载玄宗即位之初，“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可见玄宗上台后对治国理政、对历史经验，还是非常留意的。二是开元元年，姚崇具奏郎吏升迁事，玄宗装出一副很不耐烦、听不进去的样子，罢朝后对高力士说，职任宰相，大的决策可商量着办，但何必事无巨细一一汇报请示？姚崇闻之大喜过望，遂放手理事，“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这是玄宗敢放权、臣下敢办事的一个例子。三是宋璟为相时，常常是对玄宗的态度不管不顾，必尽为臣之责，直言极谏，而玄宗也尽力配合，往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这是臣下敢谏诤、而玄宗能纳谏之一例。总之，有这班君臣合力同心站在前台吹拉弹唱，就足以保证大唐政权的高层政治运行有序，不会脱轨，而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的现象也就很难发生。加上其他因素的配合，出现政清人和的局面就在情理之中，大唐的鼎盛之局自然也就悄然而至。《旧唐书》对开元时期的这段历史是这样评说的，玄宗即位后，“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收兵而责帅，明军法也；朝集而计最，校吏能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绺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于时垂髫之儿，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年逾三纪，可谓太平。”这段话难免有些夸张，但一个励精图治的玄宗的风貌已是跃然纸上，一个太平安乐的盛世就如在眼前。难怪当时的著名诗人杜甫要写诗赞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小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