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遗产既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的神，更是我们的魂。然而，浩浩难以数计的文物古迹、典籍文本，却在现代经济社会某些人不屑一顾的轻蔑中，成了兜接灰粒的载体。对祖国文化遗产冷漠所造成民族品性的缺失，长期以来深深刺痛了许多国人的心。如何在近年大量出土文物中找寻外来文明的碎片，开拓一个新的学术空间，无疑是更多学者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努力方向。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葛承雍先生《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就是从世界角度将中国出土的唐代文物放入外来文明体系范围加以研究的一部力作。

它提供了重新审视外来文明的新方法。

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大多是与外部世界交往接触，所以研究当时历史，必须要有亚欧眼光、世界视野。在史书记录零散缺载的背景下，出土文物就非常珍贵，因此，许多考古资料第一次在该书专题中被运用。作者给人们展示了一个清新、神奇、异质而又有自己传统的唐代中国，不仅中国史料上的功夫异常深厚，而且将西文文献记载列入对比考察之中，甚至使用中古波斯语、突厥语、粟特语等来整理爬梳唐代文献的一些记载，寻找破解文物难题的入门钥匙。

六骏图中的“飒露紫”。唐太宗以生前战马刻成青石雕刻置于昭陵北阙。作者认为，六骏的名号，以及六骏陪葬的习俗都来自突厥的影响。（本文图片均选自《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例如“昭陵六骏”艺术石雕，宇内皆知，但大多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葛承雍先生第一次用突厥语全面考证诠释了“白蹄乌”、“什伐赤”、“飒露紫”、“特勤骠”、“拳毛騧”、“青骓”等骏马名号的来源，他的破译挑战了日本学者推测的一些观点，并结合突厥的丧葬风俗和出土文物特征，说明当时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对华夏文化的深刻影响，扩展了我们认识初唐与突厥密切关系以及西域中亚文明浸染的视野，充分体现出作者深厚的专业素养。这一专题目前已推动了国际突厥学界对昭陵六骏以及突厥葬俗的研究，收藏“飒露紫”、“拳毛騧”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也不得不发出回应。

它提供了研究中古中西交通的新史料。

但凡研究遗产历史之人，要有一番突破创新，当具备史料、史论、史识三门看家工夫。真正领悟过去，就不能不对文明的延续性有个反思。从文物入手研究中西交通关系当是最佳途径，可以广大，可以深邃，文物在这里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作为一种新史料直接影响着学问境界和思想启迪，具有证史、补史、纠史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