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人，生长于长安。他的有关哲学的论著，主要有《天说》、《与韩愈论史官书》、《答刘禹锡天论书》、《天对》、《贞符》、《封建论》、《非国语》等篇。柳宗元认为，宇宙无极，元气浑然而处其中。阴阳二气“吁炎吹冷，交错而动”，呈现出各种状态。天地、元气、阴阳，没有意志，不可能赏功而罚祸。向天呼号，希望它有赏罚，希望得到它的怜悯，是极其谬误的。柳宗元的思想有唯物主义的成分和无神论的精神。

柳宗元还认为，人类最初与万物俱生，不能搏噬，又无毛羽，故必须假物以为用，架巢、空穴以居，用草木，皮革遮体，噬禽兽，咀果实，合偶而居。假物必争，争而不已，就有了断曲直的人，这样就产生了“君长刑政”。自天子至于里胥，其有德者，死后，人必求其嗣而奉之。所以，柳宗元认为，帝壬“受命不于天，于其人”。历史的发展，“非圣人意也，势也”。柳宗元提出“势”这个范畴，力图寻求历史进化趋势的答案，这在当时也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彭城人。他写了《天论》三篇，力求把柳宗元与韩愈的论战深入下去，进一步探索天人关系问题。他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之所能在生万物，人之所能在治万物。天与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点，“交相胜”，“还相用”③。

在《天论》里，刘禹锡还提出了他对有神论的社会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在法大行的社会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人们就会说，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与天没有关系。在法大弛的社会里，是非颠倒过来，赏恒在佞，罚恒在直，人们对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到解释，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他又认为，当“理明”时，人们就不会讲“天命”；当“理昧”时，就不会不讲天命。刘禹锡从法弛和理昧来解释有神论产生的根源，是片面的；但是，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这也具有积极意义。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