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之时，李渊因歧晖资助有功，及王致远言"奉老君之旨…预告受命之符"等道士神化其"天命"之功；并且唐初门阀士族之传统势力仍十分之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得不到社会的重视。李唐统治者为了提高其门第，神化其统治，乃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关系，即尊老子叙为始祖，宣称自己为“神仙苗裔”。而其时道士也为李氏王朝大肆渲染和赞赏，使唐代的建立乃是“奉天承运”。武德八年，高祖李渊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孔次、末后释。”明确规定道教在佛教之上，制定了有唐一代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而据史书所载，李渊对于儒家之好感并不亚于道教，是以开唐之始，便下令恢复学校，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武德二年（619）下诏：""肤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昭嗣。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具以名闻，详考所闻，当加爵土"而其时太史令傅奕以传统儒家的立场出发，于武德七年(624)，上《请除去释教》疏中说："佛在西域，言妖路运；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思不存，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门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天，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描，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广显而易见。"李渊于武德九年便下令“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为由，下诏沙汰僧尼道士。历数佛教徒的种种罪恶，对道教徒则轻描淡写笼统谓之“驰驱世务，尤乖宗旨”；最后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此举表面对佛道两教都进行沙汰，然而当时佛教徒和寺院的数量远较道徒及道观多，实际上是打击佛教，扶持道教。唐初的佛教徒及寺院之多，实和隋朝的崇佛政策有关，而隋未唐初战乱之时，百姓纷纷进入寺院躲避战乱，也形成此原因。唐初统治者并非意欲彻底打击佛教，三教并用为意识形态实有利于唐的统治，而打击佛道虽然有利于儒家的发展，但对统治者来说则是不利，所以此诏令仅两月之余。而当时下诏，并非全因太史令傅奕的上书，实是由于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以及寺院内部的混乱等，所以不能不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遏制。当时儒佛的冲突甚是激烈，傅奕的上书，也引起中书令及佛教徒等的反对，佛教徒明概于《决对傅奕度佛僧事》中说："释迦悯斯涂炭，哀其沈溺，陈经敦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佛教不仅是为了治天下而产生，而且其功能也并不比儒学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时淳，书契未作，民浇俗伪，典籍方兴。故周公不出于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乐，导俗训民，致治兴风，匡时救弊，皆欲令止浇息竞，返素还淳，出于释迦，其揆一也。"反对排佛之事。并当时由于崇道而规定道士于僧尼之前，也引来佛道两教的冲突，但由于唐皇室始终支持道教，佛教在当时是次于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