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过程，也是它与后者产生愈来愈多共同点的过程。它与占卜的关系也是其中一例。到了隋唐时期，二者的结合除强化了原有的诸形式之外，还增添了新的内容，即主要体现在佛教将业力因果说系统地注入占卜中，并且逐渐将其作用凸显到佛寺中流行的卜签上，形成了有特色的中国佛教占卜。　　　　一　　促成这种新结合的环境，首先是唐代占卜之风盛行。与以往朝代一样，在唐代的官制中有专门占卜之官，“后魏有太卜博士，北齐有太卜局丞，后周有太卜大夫、小卜上士、龟占中士，隋曰太卜令丞，一人。大唐因之”。（注：《通典》卷二十五“太常卿”条。）在新、旧《唐书》的五行志中，我们也可看到大量官方占卜的记录。至于流行在民间的卜筮占算，在现存各种史料中也比比皆是，唐代“卜资之昂，为唐以前所未有也”。（注：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三十五“治病傩疫”，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　　这是因为唐代的政治较为开放，尤其是前期的政局比较巩固，对谶纬占卜之类的限制相对较松，只要并非“言涉不顺者”和“转相习学”，藏书自学“纬、候及谶者，《五经纬》、《尚书中候》、《论语谶》，并不在禁限”。（注：《唐律疏仪》卷九“私有玄象器物”条。）有的皇帝本人就精通此道，如代宗“好学强记，通《易》象”。（注：《新唐书》卷六《代宗纪》。）这就为钻研占卜谶纬之道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故有的学者谓：“术数在唐代得到充分的发展，以清高和神秘的面孔出现在民间”。（注：王玉德等《中华神秘文化》第十七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页。）　　其次，到了唐代，佛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已有充分结合。这不仅使占卜有了更多渗入佛教的通道，而且使占卜本身也成了佛教与民间信仰之间的纽带。如柳浑幼时，“有巫告曰：‘儿相夭且贱，为浮屠道可缓死’。诸父欲从其言”。（注：《新唐书》卷一四二《柳浑传》。）虽然后来因为柳浑本人的不愿，没有出家，但在一般情况下，占卜就如此地成了促使出家的导引了。尤其是从唐初起，唐代统治者就认为“释迦遗文，理存于因果”，（注：太宗贞观十一年二月《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载《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遗文”，一作“贻则”。）而假以占卜谶纬等形式，则可将佛家因果之理发挥更大的效能。故在唐代，从平民百姓到达官贵人，同时信奉佛教和巫卜者大有人在，如大历时淮南郡王侯希逸既“佞佛，兴广祠庐”，又“夜与巫家野次”（注：《新唐书》卷一四四《侯希逸传》。）等等。　　在上述两种情况的影响下，隋唐不少高僧亦以习《易》占卜为常。隋时如饶阳曲李寺沙门慧荣“颇解占相”。（注：《续高僧传》卷十八《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唐时如一行大师“有阴阳谶纬之书，一皆详究”，且“占其灾福，若指于掌”，（注：《宋高僧传》卷五《唐中岳嵩阳寺一行传》。）是理论结合实践的。占卦为中国固有之占卜形式。值得注意的是玄奘在印度那么多年，看来所习者仍故国之旧技，且不认为此与佛教教义有什么抵触。他后来在《谢敕送大慈恩寺碑文表》中云：“窃以八卦垂文，六爻发系，观鸟制法，泣麟敷典，圣人能事，毕见于兹”，（注：文载《全唐文》卷九○六。）说明他对卜筮之道的一贯崇尚。还如号称鉴水ｓｈé＠①梨的元表“书史方术，无不该览”。（注：《宋高僧传》卷十六《梁京兆西明寺慧则传附元表传》。）律师昙一“常问《周易》于左常侍褚无量”，（注：《宋高僧传》卷十四《唐会稽开元寺昙一传》。）慧钦“虽坚持律仪而志在宏济，好读《周易》、《左传》”（注：颜真卿《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载《全唐文》卷三三八。）。景先也善于占筮。（注：见《宋高僧传》卷二十三《唐福州黄蘖山建福寺鸿休传附景先传》。）至于一般的佛教信徒兼有二者的那就更多了。如安平郡夫人王媛“于禅诵组ｘúｎ＠②之暇，精阴阳历算之术，知来以数，自刻讳年”。（注：徐珙《有唐安平县君赠安平郡夫人王氏墓志》，载《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实1804页。）又如焦希望及夫人李氏，“浮图城中，龟谋协从，雁影连属，支提郁起”。（注：吴通微《内侍省内侍焦希望神道碑》，载《全唐文》卷四八二。）诸如此类的例子是很多的。$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