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06年，昭襄王年少即位，宣太后摄政。太后临终之际，下令近臣为其殉葬，可昭襄王不愿意。当人殉的要求不能满足的情况下，为了孝顺自己的生身之母，便下令塑造真人大小的殉俑，布置一个辎重车队，象征性地让太后回归自己的楚国故里。

陈景元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争议

该文章激起了轩然大波，国内外的研究者不断询问兵马俑考古队对此事的看法。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秦俑主人有了全新的观点，《中国考古未解之谜》一书中，作者公开将秦俑的属主列入“未解之谜”。

为了扭转这种舆论压力，一些兵马俑研究学者在西安召开研讨会，后来传出消息，到会的专家学者都认为陈景元的观点不正确。

陈景元逐个给参加会议的学者打电话询问，一一询问是不是反对自己的观点。而让他吃惊的是，参加会议的一些学者和他有相同的疑问，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林剑鸣告诉陈景元，他本人也对此存在疑惑，并在自己的学术文章“秦俑之谜”中支持陈景元的观点。

谢万幸、杨飞、张万鑫等学者，在各自的学术著作中，都表达了与主流不一致的观点。

但很快，这些质疑的声音都被淹没在当时的舆论浪潮中，1984年12月11日的《陕西日报》刊登文章：“秦兵马俑坑的主人是秦始皇帝――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纪要。”

兵马俑博物馆前任馆长袁仲一认为，兵马俑确实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他是当年兵马俑考古队队长，有“中国兵马俑之父”之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后不久，兵马俑内发现了写有‘吕不韦’字样的戈，秦宣太后比吕不韦早100多年，宣太后的墓葬又怎么会有后人的东西呢？”

袁仲一认为，在一本古书上曾经记载着，秦始皇前来视察工程进展，曾下令宰相李斯将陵墓的范围，向外扩展“三百丈”。经过人们的钻探测量，发现西杨村发现陶俑的地点，正好在这“三百丈”的距离之内。

陈景元则反驳，他找到那本古书的各种版本，根本就看不见有“三百丈”的字样。退一步说，秦代的1尺只有现在的23厘米，“三百丈”折成现在的尺寸，只有690米，西杨村距秦始皇陵中心接近2公里，怎么可能在“三百丈”的范围之内呢？

对于“吕不韦”戈，陈景元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此戈发现的位置不在墓穴的底部，而在中层。如果是和兵马俑一起陪葬的话，那应该是在底部。兵马俑坑内每年都有淤泥堆积，戈发现的位置可以推断出大致的年份，那是宣太后身后的年份。而且兵马俑遭到破坏，此戈很可能是后来人带进去的。”

但这次辩论已经不可能公开出现了，没有学术刊物传达陈景元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