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作者究竟是谁，此乃前年悬案，向来没有定论。《汉书·艺文志》载:“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宫，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俏之舞，与制氏不相远。”《汉书》这段记载说明刘德与毛生等是《乐记》的作者。沈约《宋书·乐志》本此立说:“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著《乐记》，献八俏之舞，与制氏不相殊。”《隋书·音乐志》载沈约的奏答、《旧唐书·音乐志》也有类似看法。问题是既然刘德、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那么《乐记》显然不是纯粹的独创，而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广采博取，是一种学术上的集大成，至于“诸子言乐事者”究竟是谁，班固没有言明。

值得注意的是，《隋书》不仅有“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的记载，而且还有“《乐记》取《公孙尼子》”的说明，这成为不少学者认为《乐记》的作者是公孙尼子的重要依据。以笔者愚见，《隋书》所载的沈约同一次的奏答中，沈约既肯定了《汉书·艺文志》的观点，从集大成的视域承认刘德、毛生等作《乐记》，又从发生学的视角认为“《乐记》取《公孙尼子》”，说明《乐记》吸收和采纳了《公孙尼子》的思想营养。当然，“《乐记》取《公孙尼子》”旨在说明《乐记》最直接的理论源头是《公孙尼子》，而并非说明二者等同。这里的“取”是指“吸取”之意。《隋书》中不仅有“《乐记》取《公孙尼子》的说法，而且还有“《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之说。其中《中庸》有这样一句话:“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有人认为这是后人所加(钱玄等注释《礼记》下卷，岳麓书社2001年版)，笔者同意该书的这一注释。这一事实说明《中庸》虽然是取《子思子》，但绝非等同于《子思子》。因为《中庸》显然经过了后世的加工和润色，由此而论“《乐记》取《公孙尼子》”亦理应如此阐释，即《乐记》是来源于《公孙尼子》而又经过后世包括刘德、毛生等人的编撰而成。此外作者虽然没有说明《乐记》是如何取《公孙尼子》的，但后人也没有证据证明《乐记》不是取《公孙尼子》的。

从《乐记》的理论渊源来看，我们今天虽然无法读到公孙尼子的原著，因而也不可能对《乐记》取《公孙尼子》的说法加以证实，但战国时期公孙尼子确有其人，这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汉书·艺文志》载“《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并注:“七十子之弟子。”王充《论衡·本性》:“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宓子贱、漆雕开均为孔子弟子，公孙尼子应与他们同时或稍后。按《隋书·经籍志》所载“《公孙尼子》一卷”并注:“尼似孔子弟子”，可见战国时期确有公孙尼子其人。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徐坚《初学记·乐部上》在“事对”注释中解释【饰节成文】时引用了公孙尼子和《礼记》中的语言:“《公孙尼子论》曰:‘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礼记》曰: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说明徐坚应当见到公孙尼子的著作另外，根据郭店楚墓竹简以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整理，《论情性》明显含有《乐记》的萌芽“与古乐密切相关，提倡乐教，对于乐本、乐言乐化、乐象、乐礼、乐情等方面内容皆有所涉及。本篇认为人的意识、情感与乐声密切有关，礼乐之说贯乎人情，两者相互影响，互为变化。提出乐声感人，心变声变的声心乐本、乐化说，较为深刻地阐述了乐的本质和内在规律，乐的产生、发展和社会关系，乐的鲜明的道德内涵，是我国先秦史上可靠的音乐理论数据。”(马承源主编《战国楚竹书》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在笔者看来，上述竹简虽然很可能蕴含着《乐记》的理论萌芽，但尚不能确定《性自命出》的作者就是公孙尼子。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如果说《性自命出》含有《乐记》的理论萌芽，且《隋书》有“《公孙尼子》一卷”和“《乐记》取《公孙尼子》”之说，就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推测《性自命出》的作者是公孙尼子的概率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