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二世的政策是否对于秦的灭亡发生主要作用，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秦亡的主要责任应当由秦始皇承担。例如《汉书·谷永传》所谓“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三国志·魏书·杨阜传》所谓“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灭”，都将主要罪责归于秦始皇。而所谓“二世不恤天下，万民有怨畔之心”，于是“陈胜起，天下畔，赵高作乱，秦遂以亡”，以及《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所谓“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终用急亡”，《旧唐书·食货志上》所谓“二世发闾左而海内崩离”等，则以为秦二世也负有历史责任。白居易《答四皓庙》诗“秦皇肆暴虐，二世遘乱离”句，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实际上据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尽管秦二世即位不过一年，大泽乡起义即爆发，然而他“复作阿房宫”，“用法益深刻”等行为，确实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了。

    全面认识秦末历史，应当承认秦始皇和秦二世都必须承担政治失败的责任。

    贾谊在《过秦论》中曾经说，如果秦二世及时实行政策转变，是可能避免秦覆亡的结局的。

    他写道：“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民众苦难，其实是“新主”的一种政治资源，假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以威德与天下”，则必然可以扭转政治危局，实现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