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韩献子，春秋时期晋国上卿。生卒年不详，王要活动在晋灵公六年(前615年)至晋悼公七年(前566年)之间。韩厥的祖上受封韩(旧说在今陕西韩城西南，清人考证在今山西河津与万荣之间)为食邑，故以韩为氏。据《国语·晋语》记载，晋灵公时期，赵盾推荐韩厥任司马之职，执掌军中刑律。秦晋河曲之役，赵盾为中军元帅，他派出办事的人驾着他的战车横冲直撞，扰乱行军序列，韩厥当即将驾车的人逮捕，依法处以死刑。别人都为韩厥担心，对他这样不徇私情、不畏强权的做法感到不理解，以为这样只会触怒元帅，对自己不利。反而是赵盾庆幸自己推荐了一位十分称职的官员，还向其他将领夸耀自己的荐举之功。韩厥担任司马一职的时间很长，一直以执法无私著称。齐晋鞍之战时，郄克为中军元帅。韩厥在军中即将桉律斩人，郄克知道后即刻驱车赶去，想说情救下。等他赶到，为时已晚，死刑执行完毕。郄克不但不能怪罪韩厥，还下令把尸体示众。于此可见，郸厥的执法是无可指责的，即便是他的上司也暗自折服。以后韩厥任新中军主将，兼仆大夫；又为下军主将。晋厉公八年(前573年)，任中军元帅，执掌晋国国政。韩厥的政治主张，是素朴的民本思想。在晋景公谋划迁都时，韩厥献策，主要就是从人民生活方面考虑。许多人建议，从故绛(今山西翼城县东南)迁到郇(今运城解池西北)、瑕(今解池南)之地，那里土地肥沃，盛产食盐，“国利君乐”。韩厥认为，郇，瑕之地“土薄水浅”，地下水位高，太潮湿，容易生风湿病，引起人民愁怨，应该迁到新田(今山西侯马)，那里“土厚水深”，利于居住，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服从政令，是十世之利。后来晋国迁都干新田，即是采纳了韩厥的建议。在战争的战略问题上，韩厥也是这种人民本位的思想。晋厉公五年(前576年)，楚国侵伐郑、卫两国，当时晋国执政栾书打算出兵伐楚，韩厥不同意。他认为，楚国要是经常驱使人民从事侵略战争，人民必然会反对。失去人民的支持，怎么能进行战争？所以，应该先让楚军横行一时，等待它失尽民心，那时就不堪一击了。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很有进步意义，后来成为新兴贵族争夺诸侯公室政治权力的有力思想武器。韩厥从政期间，诸侯争霸是时代的典型特征，他自己的活动都从属于晋国称霸的目标。但是，即便是在这个时期，晋国内部各大家族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已很激烈。而韩厥在这种内部斗争中，一直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姿态。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年)，栾氏、邯氏协助景公攻灭赵氏。韩厥虽然与赵氏渊源甚深，但没有起兵发难，只是事后在保全赵氏后裔上起了作用。晋厉公七年(前574年)，栾书与荀偃迫于情势，骤起发难，杀胥童，废厉公。他们曾请韩厥参与其事，韩厥断然拒绝。这两次大家族之间的斗争都与国君有牵连，所以韩厥说：“弑君以求威，非吾所能为也。”实际上是不愿意参与家族之间的争权夺利。正是由于他这种超然的态度，使得韩氏家族得以保全壮大，成为后来“政在私门”时的六卿之一，三家分晋后的韩氏诸侯。晋悼公七年(前566年)，韩厥告老致仕，退出政坛，其子韩起(韩宣子)继位为卿。此后韩氏在晋国的显赫地位始终没有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