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佼认为，社会的动乱，在于有“邪人”，人所以作恶，在于有“邪欲”。因此必须去“邪人”，除“邪欲”。《尸子》说：“国乱则择其邪人去之，则国治矣；胸中乱则择其邪欲而去之，则德正矣。”《尸子》书曰：“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非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不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马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之；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尸子上·贵言》）
　　 《尸子》认为，只要“心”正，“心以为不义”，就能制止目、口、耳、身等感官不正当的欲望。他说：“心者，身之君也。”从天子到匹夫，都“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或为天下祸，或者身被戮。他说：“神也者万物之始，万事之纪也，”又说：“治于神者，其事少而功多”。所以用德义来治理心神，是最根本的。尸佼这些思想，和孟子的“正己”、“修身”，心能使耳目器官不“蔽于物”和“万物皆备于我”等理论，都是息息相通的。
　　 尸佼的上述理论，包括“劝学”、“德义”这些思想，都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的。农民的反抗，使社会矛盾激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国家政权，尸佼向统治者劝谏，要“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统治者实行“善政”，抚恤百姓，使百姓得其所，安其业，丰衣足食，他们便不会起来反抗，就能免遭杀戮，保全首领；统治者也消除了“祸患”。这样，社会就能富庶起来，“此其万物以生，益天下以财，不可胜计也。”（《尸子上·贵言》）
　　 尸佼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办法，在于“审名分”。他说：“若夫名分，圣之所审也。……审名分，君臣莫敢不尽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
　　 “名分”，尸佼称之为“一”，他说：“审一之经，百事乃成；审一之纪，百事乃理；名实判为两，合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是则有赏，非则有罚。人君之所独断也，明君之立也。”（《尸子上·发蒙》）
　　 尸佼认为，“名分”审定，则百事得理，是非能判，赏罚分明，人君便可为明君。
　　 “分”与“治”的关系是什么呢？《尸子》书说：“天地生万物，圣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治。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达，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尸子上·分》）
　　 尸佼看来，只要人人、事事都得其“分”，那国君就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天下便会得以长治久安。“得分”便“国治”的原因是什么呢？《尸子》说：“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治，用贤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知此道也者，众贤为役，愚智尽情矣。”（《尸子上·分》）
　　 尸佼强调了用“贤”的重要性，他说：“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才。夫至众贤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尸子上·分》）用贤则国盛，那如何用贤呢？《尸子》说：“群臣之愚智，日劾于前，择其知事者而令之谋。群臣之所举，日劾于前，择其知人者而令之举。群臣之治乱，日劾于前，择其胜任者而令之治。群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择其贤者而举之，则民竞于行。胜任者治，则百官不乱；知人者举，则贤者不隐；知事者谋，则大举不失。……圣王只言于朝，而四方给矣。是故曰正名去伪，事成若化；以实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贤使能，不劳而治；正名覆实，不罚而威；达情见素，则是非不蔽。……圣王之民易治乎。”（《尸子上·分》）尸佼还强调人君要“虚心”、“审分”，使“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那么“明分则不蔽，正名则不虚，赏贤罚暴则不纵，三者治之道也。”（《尸子上·发蒙》），人君如能“审分”、“用贤”，就能“身逸而国治”、“自为而民富”了，人君就算纵情享乐，人民也照样能富裕起来，这当然是虚妄之想。但尸佼强调的“正名去伪，以实覆名”，任用贤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