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穀梁传注疏》引书八十余种，颇为繁富，其中原书大部分已失传，赖《春秋穀梁传注疏》保存一二，故其保存之功极大。《春秋穀梁传注疏》引书也极有特点，如三礼方面的书籍所占比例大、所引书名篇名不一、会通《春秋》三传、所引材料与现存文献的差异以及包容唯心主义色彩较浓的纬书等，这些需要辨证的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春秋穀梁传注疏》；引书；考论

《春秋穀梁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因其善于传达《春秋》经的义蕴，而受到各代学者的重视。学者们对其注释、笺疏和进行研究，形成春秋穀梁学。其中，《春秋穀梁传注疏》由晋代范甯注、唐代杨士勋疏，是《十三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范《注》、杨《疏》注释详尽，引书丰富，故能取代其他各家《穀梁传》注而完整流传至今。千多年来，人们对《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据的书籍种类和数量并未清理与研究。笔者对《春秋穀梁传注疏》进行研读后，对其所引的书籍考论于下。

一

由于《春秋穀梁传》的注与疏联系紧密，对其所引书合并梳理与统计。现按四部分类法举列如下。凡所引古籍皆列出书名，能考见具体篇名者亦将篇目列出。为避免行文繁芜，不引述具体材料。

（一）经部

1．《易》类：

《易》本经引用了《坤卦》、《坎卦》、《解卦》、《鼎卦》、《归妹卦》、《文言》、《系辞》、《说卦》。此外，引用了西汉京房《易传》、东汉王弼《易经注》、东汉马融《易经注》。

2．《书》类

《尚书》本经引用了《舜典》、《禹贡》、《洪范》、《金縢》、《六誓》、《七诰》、《周官》、《顾命》。此外，引用了《尚书传》、《书·序》及孔安国《尚书注》。

3．《诗》类

《诗》本经引用了《风》、《雅》、《颂》三类。其中，《国风》类引用《邶风》之《穀风》、《周南》之《麟之趾》、《卫风》之《简兮》等；《雅》类有《大雅》之《抑》、《韩奕》；《小雅》之《白驹》、《节南山》、《小弁》、《桑扈》、《角弓》等；《颂》类有《周颂》之《噫嘻》。此外，引用了子夏《诗序》、《毛诗传》、陆机《毛诗义疏》。

4．《礼》类

三《礼》引用最多。其中，《周礼》类有《天官》之《大宰职》、《玉府》；《地官》之《小司徒》及《小司徒职》、《媒氏》；《春官》之《大宗伯》及《大宗伯职》；《夏官》之《司马》、《校人》；《秋官》之《司盟》、《大行人》及《大行人职》；《冬官》之《考工记》。

《仪礼》类有《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记》。

《礼记》类有《曲礼下》、《檀弓》、《王制》、《月令》、《曾子问》、《礼器》、《郊特牲》、《明堂位》、《丧服（小）记》、《杂记上》、《丧大记》、《祭法》、《祭义》、《祭统》、《哀公问》、《中庸》等。

另外，还引用《大戴礼》、郑玄《礼记注》及《少仪注》、王肃《礼记注》、杜预《丧服要集》、《司马法》、《礼经》纬书之《礼纬》、《稽命徵》等。

5．《春秋》类

《春秋》类引用的书籍有：

《左传》之属有《左传》、东汉郑玄《左传注》、《箴膏肓》、东汉贾逵《左传注》、东汉服虔《左传注》、西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北朝刘炫《春秋左氏传述义》。

《公羊传》之属有《公羊传》、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

《穀梁传》之属有西汉刘向《穀梁传注》、东汉何休《穀梁废疾》、东汉郑玄《释废疾》、东晋张靖《笺废疾》；三国魏麋信《穀梁传注》、西晋刘兆《春秋公羊穀梁传解诂》、东晋江熙《春秋公羊穀梁二传评》、东晋徐乾《春秋穀梁传注》、东晋徐邈《春秋穀梁传义》、东晋范甯《春秋穀梁传集解略例》、范甯《春秋穀梁传集解别例》、范甯《春秋穀梁传集解薄氏驳》、范甯《春秋穀梁传集解范氏答》。

《春秋》纬书之《春秋纬》、《春秋左氏说》、《穀梁说》、《春秋考异邮》、《感精符》、《春秋说元命包》、《文要钩》。

6．《孝经》类

《孝经》类引用了纬书之《孝经说》、《援神契》。

7．五经总义类

五经总义类引用了如下书籍：东汉班固《白虎通》、郑玄《六艺论》、东汉许慎《五经异义》、东汉刘表《五经章句》、三国蜀谯周《五经然否论》、唐陆德明《经典释文》。

8．四书类

四书类引用了《中庸》；《论语》之《八佾》、《雍也》、《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宪问》、《子张》；《孟子》之《滕文公章句上》、《告子章句下》。

9．小学类

小学类引用了训诂之属有《尔雅》之《释器》《释宫》《释亲》等、西晋郭璞《尔雅注》、《玉藻》；字书之属有许慎《说文》、西晋吕忱《字林》、《字书》、《字诂》；韵书之属有西晋李登《声类》、西晋吕静《韵集》、《史记音义》。

（二）、史部

史部引用了正史类：《史记》之《周本纪》、《（齐）世家》、《鲁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六国）年表》；《汉书》之《高祖纪》、《食货志》、《五行志》、《艺文志》、东汉李奇《汉书·艺文志注》、《晋书·范甯传》。别史类有《世本》、《（逸）周书》之《籴匡解》《谥法（解）》、《（孔子）三朝记》；杂史类引用了《国语》之《周语》、《楚语》。

（三）、子部

子部引用了《老子》、《庄子》、《尸子》、战国邹衍《邹子始终》、《管子》、《吕氏春秋》及北魏高诱《注》、《荀子》、《本草》、《孔丛子》。

（四）、集部

只引用了扬雄《剧秦篇》。范甯《春秋穀梁传序》杨士勋《疏》有“旧解引扬雄《剧秦篇》曰：‘当秦之世，海水群飞’。”此当出自《扬雄集》之《剧秦美新》篇。

综上所述，《春秋穀梁传注疏》引用了经史子集四部总共八十余种书籍。其中，经部引用的书籍最多，因为经学为传统学术的主体，而史子集部引书较少，特别是集部，因集部在当时还不发达。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训诂之学发达。《春秋穀梁传》的注释训诂在这一时期的成果也极多。据《隋书·经籍志》载，有近二十家《春秋穀梁传》注。 [1]卷32，《经籍志一·经志》在所引用的八十余种书籍中，有关《春秋穀梁传》笺注的书籍相当部分失传，赖《春秋穀梁传注疏》保存了一些内容。正如钱大昕《跋范氏穀梁集解》所云：“范武子《穀梁集解》，于先儒董仲舒、京房、刘向、许慎、何休、杜预皆举其姓名，惟郑康成称君而不名，范氏世习郑氏学故也；徐邈、江熙、徐乾、郑嗣四人，与范同时，……考《隋书·经籍志》有徐邈《穀梁传义》十二卷，徐乾《穀梁传注》十三卷，其余诸家皆失传，赖范氏书得存一二耳。徐邈书，杨氏作疏屡引之。” [2]卷27经杨士勋《疏》以后，二徐的《春秋穀梁传》注到宋代也失传[①]。其他，如陆机《毛诗义疏》、范甯《春秋穀梁传集解略例》、范甯《春秋穀梁传集解别例》、《春秋穀梁传集解薄氏驳》、《春秋穀梁传集解范氏答》、张靖《笺废疾》、刘表《五经章句》、谯周《五经然否论》、《（孔子）三朝记》以及纬书、小学类书等等也失传。因此，范甯、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注疏》对保存古籍有重大的功绩。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范《注》杨《疏》对文献的损伤作用，特别是唐政府组织颁定的《五经正义》，以官方的权威宣布所定经书的正统性以后，其他各家注、疏就失传了，正如刘师培《国学发微》指出：“《正义》之学，乃专守一家举一废百之学也”，“故自有《正义》而后六朝之经以失传，且不惟六朝之说废，即古学之存于六朝旧疏者，亦随之而竟泯！况《正义》之书，颁之天下，凡试明经，悉衷《正义》，是《正义》所折衷者，仅一家之注；而士民之所折衷者，又仅一家之疏。故学术定于一尊，使说经之儒不复发挥新义，眯天下之目，锢天下之聪”[3]。   

二

《春秋穀梁传注疏》所引书的种类、内容都极有特点，值得研究。

第一，引用最多的是三礼类的书。

因为《春秋》之义以道名分，《礼》能定名分，所以“《礼》能节人”，即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春秋之时，周天子衰微，“礼乐征伐之诸侯出”，这样必出现大量违背和破坏礼法的事件，正如《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要求统治者能“克己”以“复礼”。《春秋》强调礼，《春秋穀梁传》也从礼法的角度来阐释《春秋》，而《春秋穀梁传注疏》更广引三礼对《春秋》经传进行疏解，如《周礼》类有《天官》之《大宰职》、《玉府》；《地官》之《小司徒》及《小司徒职》、《媒氏》；《春官》之《大宗伯》及《大宗伯职》；《夏官》之《司马》、《校人》；《秋官》之《司盟》、《大行人》及《大行人职》；《冬官》之《考工记》。《仪礼》类有《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记》。《礼记》类有《曲礼下》、《檀弓》、《王制》、《月令》、《曾子问》、《礼器》、《郊特牲》、《明堂位》、《丧服（小）记》、《杂记上》、《丧大记》、《祭法》、《祭义》、《祭统》、《哀公问》、《中庸》等。另外，还引用《大戴礼》、郑玄注《礼记》及《少仪》、王肃注《礼记》、杜预《丧服要集》、《司马法》、《礼经》纬书之《礼纬》、《稽命徵》等，体现了该书的特色。因此，历代学者均重视对《春秋穀梁传》、《春秋穀梁传注疏》重视“礼”这一方面－的和研究。如清人侯康《穀梁礼证》、柳兴恩《穀梁大义述》、廖平《穀梁经传古义疏》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二，所引作者名、书名、篇名不统一。

《穀梁传注》作者麋信，《春秋穀梁传注疏》有时作麋信，有时作糜信，从《隋书·经籍志》考察应作“麋信”。《春秋公羊穀梁二传评》作者江熙，有作江熙，有作江 ,按《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作“江熙”。此是作者名不统一。如《春秋》纬书之一《春秋考异邮》，或作《春秋考异邮》，或作《春秋说考异邮》，或作《考异邮》。这是所引书名存在不一的情况。另如所引用的《尚书·洪范》、《洪范·五行传》、《五行传》；《礼记·檀弓》、《礼·檀弓记》、《檀弓》；《礼记·明堂位》、《明堂位》、《明堂》等等，均是篇名不一。甚至范甯、杨士勋在引用材料时，只提及人名，或者只说明该材料出自何书，这说明注疏者随意性大，并不十分严谨。

第三，会通三传，以定是非，见异同，补缺略。

《春秋》三传，《公羊》、《穀梁》二传属今文经，《左传》属古文经，家法不同；《公羊》、《穀梁》解经分属二师，师法各异。有的学者批评《春秋穀梁传注疏》解经引用《公羊传》、《左传》，不重家法师法，为例不纯。虽然，我们从范甯《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中看到对“释《穀梁传》者虽近十家，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传，文义违反，斯害也已。”的批评，但范甯指出《春秋》三传“文同而义异者甚众，故不可以一方求之”[4] 第2367页，故杨士勋说范甯“注广引《公羊》、《左氏》者，以证国氏不同之意，并明褒贬殊致也。”[4] 第2367页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中也直接指明“同说儒家，三传各异，俱述经旨，而理味有殊也。”[4] 第2360页“三传虽说《春秋》，各有短长。”[4] 第2361页“是三传之说各异也。”[4] 第2372页、“是三传异说。”[4] 第2374页、“是三传异也。”[4] 第2375页可见，范甯、杨士勋引用《左传》、《公羊传》意在说明三传解经的差异性和各自的特色。

可分两种情况：其一，是三传解经不同。如《春秋穀梁传注疏》卷3，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杨士勋《疏》认为“《公羊》以为鲍之狂，故甲戌日亡，己丑日死。孔子疑之，故以二日卒之。此传（《穀梁传》）之意，言陈侯辟病，以甲戌日出，己丑之日得之，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之。《左传》以为再赴，故两日并书，是三传异说。”[4] 第2374页三传对陈侯之卒两书卒日提出不同的解说，说明三家皆有各自的理由。其二，三传文本各异。如《春秋穀梁传注疏》卷4，桓公十五年，五月，公会齐侯于蒿。范甯《集解》：“蒿，《左氏》作艾，《公羊》作鄗。”[4] 第2378页《穀梁传》“蒿”与《公羊传》“鄗”同属今文，因音同而字异，《左氏》之“艾”与《穀梁传》之“蒿”一属古文，一属今文，因义近而字异。另外，《春秋穀梁传注疏》中还有范甯针对《穀梁传》缺传的经文、杨士勋对范甯《春秋穀梁传注》未注的经传文分别引用《左传》、《公羊传》进行补充。这样，就使《春秋穀梁传注疏》更加完善。因为从东汉的郑玄至唐代的《五经正义》，今古文家法与各家师法逐渐融合综合，《春秋穀梁传注疏》会通三传正是适应了这一学术潮流。

第四，《春秋穀梁传注疏》所引用各书也有特点。

其一，全引之文与流传至今的文本比较有文字差异。如引用《庄子》外篇《外物》二十六：“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杨士勋《疏》引作“《庄子》云：‘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4] 第2366页。《老子》之五十七章原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以政治国，以奇用兵。”[4] 第2391页又引用《论语·子罕》原文：“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4] 第2451页这是一字之异。另，引用《周礼·春官·大宗伯》原文“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壹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坐伯。”《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一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坐伯。”[4] 第2380页《周礼·夏官·司马》原文：“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下国一军，其将命卿。二千五百人为师。”[4] 第2427页这是多字之差异。

其二，节引原文。《周礼·秋官·司盟》原文：“掌盟载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而《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掌盟载之约”[4] 第2371页。《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原文作“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当尧之世，洪水横流。”[4] 第2359页《孟子·告子章句下》原文：“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重之于尧舜，大桀小桀。轻之于尧舜，大 小 。”[4] 第2450页

其三，意引原文。即只引原文的大意，文字与原文有较大差异。《春秋穀梁传注疏》卷12，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范甯《注》：“礼：君赐之环，则还；赐之玦，则往。”杨士勋《疏》：“‘君赐之环则还，赐之玦则往’，荀卿书有其事。”[4] 第2412页查《荀子》二十七《大略》：“绝人以玦，反绝以环。”则范《注》所引则只是其大概。另《滕文公章句上》原文“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周谓之彻，殷谓之助，夏谓之贡，其实一也”[4] 第2450页。另《论语·子罕》原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文王既没，其为文之道，实不在我身乎。”[4] 第2451页

其四，引文错误。范甯、杨士勋在给《春秋穀梁传》作注疏时，有时因疏忽大意，将引文的出处误植，或所称引自某书的材料却不能查对。如《春秋穀梁传注疏》卷20范甯《注》有“矛楯之喻”。杨士勋《疏》以为“《庄子》云：楚人有卖矛及楯者，见人来买矛，即谓之曰：‘此矛无何不彻。’见人来买楯，则又谓之曰：‘此楯无何能彻者。’买人曰：‘还将尔矛刺尔楯，若何？’”此典在《庄子》书中查找不到，当出自《韩非子·难一第三十六》：“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之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因此，杨士勋将其由《韩非子》误植于《庄子》一书中。

第五，《春秋穀梁传注疏》所引书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

《春秋穀梁传注疏》卷1：“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范甯引京房《易传》加以注解：“日者阳之精，人君之象。骄溢专明，为阴所侵，则有日食之灾。不救，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怀谦虚下贤，受谏任德，日食之灾为消也。”[4] 第2367页《春秋穀梁传注疏》卷5:“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陨如雨。”范甯引刘向曰：“陨者象诸侯陨坠，失其所也。又中夜而陨者，象不终其性命，中道而落。”[4] 第2382页《春秋穀梁传注疏》卷14：“成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杨士勋引刘向云：“冰者阴之盛，木者少阴，木者少阳，卿大夫之象。”并加以解释：“此是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木先寒，得雨而冰也。”[4] 第2322页《春秋穀梁传注疏》卷18：“昭公二十有五年，夏，有鸜鹆来巢。”杨士勋引刘向曰：“去穴而巢。此阴居阳位，臣逐君之象也。”[4] 第2440页京房、刘向均是善“推阴阳言灾异”[5] 卷75，《眭弘传》，对《春秋》经文中自然灾异与人事相联系进行唯心的解释。范甯、杨士勋注疏中还引用了一些谶纬方面的书籍，如《礼经》纬书《稽命徵》，《春秋》纬书《春秋考异邮》、《感精符》、《春秋说元命包》、《文要钩》，《孝经》纬书《援神契》等，对其中的唯心主义成分不批判，反而持肯定的态度。如《春秋穀梁传注疏》卷10：“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穀梁传》说：“外灾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灾甚也。其甚奈何？茅茨尽矣。著于上见于下谓之雨。”杨士勋《疏》说：“《公羊》与《考异邮》皆云：‘螽死而坠于地。’故何休‘螽犹众也，死而坠者，象宋群臣相残害也’云云，‘上下异之云尔’。今《穀梁》直云‘茅茨尽矣，著于上而见于谓之雨’，与谶违，是为短。郑玄云：‘《穀梁》意亦以宋德薄，后将有祸，故螽飞在上，坠地而死。言茅茨尽者，著甚之验，于谶何错之有乎？’是郑意以雨螽于宋，亦为将祸之应也。”[4] 第2405页《穀梁传》将“雨螽于宋”解释为虫灾严重，符合事实，而杨士勋引用《公羊传》、《春秋考异邮》以及郑玄的解说，将自然的灾异与人事的祸福作牵强附会的关联，肯定谶纬之说。两晋至隋唐，图谶之书，已受到人们的批判和扫荡，而范《注》、杨《疏》还引用谶纬书籍来注疏《春秋穀梁传》，因此，其历史观、学术观是低调的。

综上所述，《春秋穀梁传注疏》所引的书籍是极丰富的，在今天多数古籍失传的情况下，它的保存文献之功是不可抹杀的。另外，它引用的书籍或材料，也有极大特点，如与传世文本之间的差异值得研究，特别是一些节引或引其大意的材料，我们今天作辑佚时，或者前人从《春秋穀梁传注疏》中所辑佚出的材料，在引用或使用时均应该持审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