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春秋左氏传》于僖十七年如是记。灭项一事，《公羊》、《谷梁》传以为齐灭，与《左传》见解相乖。有关灭项一事，鲁灭抑或齐灭，历来聚讼纷纭，以为《左传》、《公》、《谷》诸说均能成立，遂成千古悬案。由于《左传》的成书年代早于《公》、《谷》，且其叙事之完整性、可信性远非《公》、《谷》可比。所以，项由鲁灭说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例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就将项归于鲁之版图。但因未能对此说给出充分的解释，齐灭项说仍然不能彻底否决。故今人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便不敢坐实任何一说。笔者无保留地持鲁灭项说，现综合《春秋》经传（凡经传俱引之事实，不出注），试论如下。

笔者以为，鲁灭项一事，是在齐国霸权由盛而衰的背景下发生的，并且也正是由这一背景催化的。齐桓公即死于灭项之年冬。齐自鲁庄公十五年称霸[1]至此已逾三十年，此时齐的国势也成强弩之末，远非其盛时可比。有关齐国的这种颓态，可以从距事发前几年的记载中得到充分显示。如僖十三年，狄侵卫，淮夷病杞；[2]僖十五年，楚伐徐，齐会诸侯救徐无功，楚败徐于娄林；同年，宋伐曹；僖十六年，齐伐厉不克。[3]凡此数端，亟现齐之疲态，已不再有早先的勃勃生气。为报复两年前楚败徐娄林之役，僖十七年，齐会徐伐英氏。但齐已不敢正面与楚冲突，只是攻击楚的同盟国英氏，且不知结局如何，多半又步了僖十六年伐厉不克的后尘。由于上一年，即僖十六年，齐之盟国有淮之会，而伐英氏一役，与会诸侯又没有参与。据《春秋经》，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伐英氏之役，参与者仅为齐、徐，那么诸多参会之盟国极有可能委鲁统辖。由鲁出面为齐主持征伐事，此前亦有之。僖四年，即由鲁帅江、黄伐陈。[4]在齐独力与徐伐英氏的情况下，由鲁主持其余诸侯，亦甚合理。鲁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灭项而有之。表面上看，鲁取项的理由并不充分。项与鲁境悬隔千里，曹、宋、陈、郑诸国阻隔其间。灭项而不能有，确实无道理可言。但不应忽略，齐、鲁两国素有历史纠葛，在追随齐国多年之后，鲁国当局有对内交代的压力。或许正是这种压力，使得暂踞诸侯领导地位的鲁国必须有所作为，取项之举就是在这种压力下产生的合理结果。

齐、鲁素有姻约传统，两国的关系并不因此而融洽。其实质是，齐、鲁为紧邻，早先国力相当，于春秋早期，均有称霸东方之雄心，两国勾心斗角，或明争或暗斗。在鲁桓公时代，鲁的国势一度压齐一头。齐与纪素不睦，鲁就联纪、联郑与齐争锋，齐则联宋、联卫、联南燕与鲁抗衡。在桓十三年，鲁、郑、纪大败齐、卫、宋、南燕联军。[5]庄十年，鲁败齐师于长勺，又击退了齐、宋联军来犯。鲁之于齐，始终不甘居其下，兼之鲁桓公不明不白地死于齐，鲁对齐便不止是不甘，而且有宿怨。齐襄公死，鲁欲在齐扶植亲己势力，送鲁女所生之齐公子纠回国。不料，被先行入主齐国的公子小白，即齐桓公所败。[6]从此，鲁与齐的关系日差。由此可见，鲁对齐桓公政权的敌对情绪差不多是先天性的。直到齐桓公在管仲的谋划下，联诸小国定宋乱之后，鲁便孤立了。从此，齐更祭起尊王攘夷的旗号，于庄十四年，会周室及郑、宋、卫盟于鄄，齐的霸势得到确立，形成了齐联众小国孤立鲁国的局面。为了摆脱孤立的局面，自庄十六年后，鲁便处处与齐保持一致。但两国间的旧有敌视，并未因鲁的屈服而彻底化解。相反，随着齐对其追随国包括鲁在内的大小诸国无休止的调遣，鲁对齐的怨恨只会加强。何况齐对鲁的敌视及领土扩张的野心，从来不曾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