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胡汉文化的碰撞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在此阶段，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进入高潮，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先后进入中原，纷纷建立政权，南方的越、蛮、奚、俚、僚等族也与汉族发生交互关系，使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业社会的“汉”文化发生长时间交会，并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趋于多元化走向。

胡文化“汉化”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由胡人统治者采用汉族统治的组织形式并推广儒学，这为胡文化的整体性汉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实际上也是以强力推进胡文化发生质的变化；二是胡人在长期的胡汉杂居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汉文化观念意识的影响，从而对胡人心理深层产生了巨大而绵长的影响。

胡文化在溶入汉文化系统的同时，其固有特质对汉文化系统也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改造。蛮野但充满生气的北族精神，给高雅温文却因束缚于礼教而冷淡僵硬的汉文化带来了新鲜空气。随着诸多民族整合为新汉族的进程日益深化，汉胡交会的效应逐渐充分释放，终于在公元八世纪推出空前繁荣璀璨的隋唐文化。

（四）文化的自觉

儒学的失落，不仅为佛教的输入，道教、玄学的蓬勃兴起拓出一片自由天地，而且造成这一时期士人的思想空前活跃。人们从儒学伦常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引发了对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

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高度重视形象思维，承认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进入了“自觉”时代。以诗歌而言，“三曹”、“建安七子”的作品气势雄伟，慷慨悲壮；以民歌而言，《木兰诗》、《子夜歌》、《陇上歌》、《敕勒歌》等千古传诵、脍炙人口，呈现出繁盛景象；以散文而言，也是佳作不断，如《出师表》、《陈情表》、《桃花源记》等；以小说而言，是开创时代，代表作是刘义庆的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以书法艺术而言，则是名家辈出，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成就最高，代表作为《兰亭序》。

魏晋的史学也冲破了经学的束缚，其自身特质日益清晰地被人们认识，确立了史部著作在目录学上的独立地位，出现了“经、史、子、集”部类命名。主要史学著作有《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魏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