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在《灵宪》中说:“文曜丽乎天,其动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贵顺也。近天则迟,远天则速。行则屈,屈则留回,留回则逆,逆则迟,迫于天也。”他认为,行星的右旋是一种自然规律——天道。他又因为天本身是从东向西运动的,所以又提出,越靠近天,行星的运动所受到天的影响也就越大(“迫于天”),这就可以解释行星速度为什么会放慢下来,甚至可以完全停止,乃至倒退(逆行)。这种天的影响力使行星速度发生变化的想法,是对控制天体运动的力的一种思辨性解释。张衡的解释是早期中国天文学史上探求天体运动变化的物理机制的最后一个企图。这种企图由于整个科学发展状况的条件限制,在古代中国就没有可能得到发展和解决。正因为如此,张衡的解释努力应得到后人的钦佩,而不因其牵强不科学而忽视。
五星中火、木、土三行星离太阳比离地要远。金、水二星则高太阳比离地要近。前三者称为外行星,后二者称内行星。张衡当时还不能测定行星与太阳的距离,他当然无法说出何为内行星,何为外行星(这问题也是哥白尼开始才解决的)。但是他已经知道三外行星速度比太阳(实即地球)慢,而二内行星则比太阳快。他还观测到“行迟者觌于东”,即三行星都是先在早晨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以后太阳离它越来越远,过相当时间后太阳反从西面赶上外行星,终于使它在黄昏时被淹没在太阳光中。直到太阳赶过它相当远后,它又在早晨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而内行星则不同,它不但会在早晨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上,也会在黄昏出现在西方地平线上,以后仍然在黄昏消失于太阳光中。因此张衡称之为“行速者觌于西”。于是他借用阴阳观念说道:“觌于东属阳”,“觌于西属阴”。并且用“日与月此配合也”,把五星分成二类:“摄提(木星)、荧惑(火星)、地候(土星)见晨,附于日也。太白(金星)、辰星(水星)见昏,附于月也。二阴三阳,参天两地,故男女取焉。”虽然没有内、外行星的概念,但两者是区分得清清楚楚的。而且其中终究运用了某种距离的概念,这是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极为少见的。循此以往,未必不能发展出正确的概念来。很可惜的是,以后再没有人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关于恒星,张衡认为是:“地有山岳,以宣其气,精种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这个见解当然是错误的,它是当时已流行了数百年的天地对应思想的反映。《灵宪》中就说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纪。”这种尺地之间的对应,纯粹是附会的,是毫无道理的。例如,天的九位(九天)和地的九域(九州)全都是人为的划分。这种对应纯属数字偶合。不过,话得说回来,《灵宪》所说的星“体生于地,精成于天”的话却也不是全无原由的。《灵宪》又说到“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丽其职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于是乎有陨星。然则奔星之所坠,至地则石矣。”因为天上坠落的星星(陨星)掉到地上的都见到是石头(陨石),所以使古人、起了错觉,认为星星原是地上之物。那么,为什么会升到天上的呢?这就自然会解释成是地上山岳(山多石头)的精气上升就成为星,而星星陨落也自然是“神歇精致”的结果了。因此,不管这种解释是多么的荒谬,但却反映了古人对陨石的观察。要知道在欧洲,一直到十七世纪,还不认为陨石是从地球以外的空间掉入地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