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后来的中国人，讲究气节，讲究到偏执的程度，就过分了。若从这个角度，关羽哪怕有一丝动摇，都属于叛变行为。应该在土山上杀身成仁，马革裹尸，誓死捍卫，抵抗投降。所以，张飞把关羽杀掉，绝对是可能的。试想，在文革期间，那些造反派认定，凡曾在白区工作过的，都是叛徒，不是叛徒才怪，多少人为此关进牛棚，饱受凌辱，屈打成招，含恨而死，便是这种极端偏执的思想所造成的。那当然是绝顶荒唐的逻辑，可一时间却成了十分正经的革命行动。 　　所以，到了元末明初，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对关羽降曹这一节操问题，就颇费周章了。因为写小说的时候，国人已经到了被礼教束缚得快要窒息的地步。连妇女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地钉在贞节牌坊上了，何况反臣贼子，叛兵降将乎？于是把东汉建安年间不是太当回事的事，弄得严重化了。 　　这样，罗先生下笔时踌躇了，若是痛批狠揭，声讨问罪，必有损关羽的正面人物形象。若是只字不提，也难说得过去。于是想出了一个降汉不降曹的似乎义正词严的借口。这当然是自欺欺人，汉即操，操即汉也。 　　为什么后来的中国人，就格外地不能宽容呢？因为封建礼教窒息得国人，几无一点思想自由，而不能自由思想的人，必失去大度，易趋向极端，凡事绝对化，看问题形而上。于是，这种自我桎梏的人，对别人缺少最起码的谅解，同情和信任，只有猜忌和警惕，只有怀疑和恐惧，圈子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最后，甚至要求百分之百的纯净，于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只能逼使更多的应该团结的人，走向自己的反面。 　　司马迁为被围而降匈奴的李陵，向汉武帝反映了贰师将军救援不力，不得不败的真话，结果受了宫刑，关进蚕室。从此，谁也不敢为这些败而不以一死来殉国的人多说一句话。 　　大是大非，当然是应该泾渭分明，否则还有什么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区分呢？但是，若偏执到全凭意气用事，疑虑到不讲实事求是，狭隘到人皆为敌的程度，那么，《古城会》将以关老爷人头落地的结果告终。回顾历史，甚至不久以前的文革，这种不死于真正的敌人手里，而被自己人残害的悲剧，难道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