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少时孤贫，他投靠曹操时，曾“将人种芜菁”；“使厮人披葱”。到荆州依刘表时，亦“手自结毦”。诸葛亮少时，流浪荆州，住的是“草庐”，“躬耕于野”。二人以情投志合，契成君臣。正因二人颠沛流离，了解一些民间疾苦，故日后治理荆、蜀，亦较能注意民间疾苦。刘备自樊城南逃时，不忍舍弃十余万难民，说明他同百姓的关系与其他军阀有很大差别。及在荆南，刘备以来阳县令庞统在县不治，即免其官；入益州后，又几乎杀掉“众事不理”的广都长蒋琬，足证他对地方官的尽职与否，极为关注。这种态度和作法，自然有利于乎民百姓。刘备策封诸葛亮为丞相时说：“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安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这话虽似官样文章，但刘备提到“思靖百姓”，总算知道安定百姓生业的重要性。诸葛亮在隆中时指责刘璋“不知存恤”，可知他对百姓的态度是先“存恤”，后役使。刘备在政治经济措施上，虽亦有放任将士抢掠和杀戮异己之事，然究无重大之屠城滥杀等事件。大体说来，蜀汉统治者既不像吴主孙晧那样“肆行残暴……虐用其民，穷淫极侈”；也有别于曹叡之大治宫室。蜀汉国小力微，常主动攻魏伐吴，诸葛亮又连年北伐，“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供役调的自然主要是个体农户，说明个体农户负担很重。晋人袁准称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库实，器械利，蓄积饶”。这又反映蜀汉农民虽然赋调负担很重，但仍有一定余力维持简单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使蜀汉境内土地得到开垦，国家的租调收入也随之增加。前已述及，陈寿在《诸葛亮传》中反复称颂亮的德政，如“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等语，其中“强不侵弱”句所指弱者当然主要是自耕农。这虽不能理解为农民真的不受强暴者欺侮，但豪强欺压农民的情况在诸葛亮辅政时有所减轻，也是不容否认的；另外，‘’道不拾遗”句，也不能解释为真的无人拾取道旁遗物，但也说明饿肚子的贫穷人家少了些，否则，还谈什么“路不拾遗”呢？我们把“路不拾遗”解释为很少有人拦路抢劫，在封建社会也就算不错了。因此史书上虽然不见有什么关于蜀汉农民经济情况的具体记述，但从人们对诸葛亮的称赞，可以窥知当时个体农民经济确实有一定的发展，生活也比较安定。

总的说来，在刘备、诸葛亮等人的统治下，蜀汉个体小农虽然力役、兵役和赋税的负担并不轻，但所受官吏豪强的额外役使和榨取还是有所减轻的。他们利用这种喘息机会，努力生产，从而使自耕农的经济得以维持和发展。

至于蜀汉地主阶级的经济概况是怎样的？由于材料十分缺乏，难以举出大量事实，这里只能约略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