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蜀汉统治者注意兴修水利，加上前面所说的诸葛亮积极推行屯田，自耕农因所受官吏豪强的额外役使和榨取有所减轻，从而使他们得以维持简单的生产和再生产，所以蜀国的农业生产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袁准称赞蜀汉“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已见前引），即可说明蜀汉社会经济当然主要是农业经济呈现出的一派繁荣景象。左思在《蜀都赋》中盛赞成都平原“沟血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连接，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反映了成都平原沟渠交错，稼穑兴旺，稻浪滚滚的如画景象。当时的广汉、绵竹一带，是农业高产区，稻稼能够亩收30至50斛。据《晋书》卷47《傅玄传》载傅玄言曰：“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北方水田犹能亩收数十斛，则作“为蜀渊府”的绵竹等地亩收30至50斛，当非夸大之辞。不过那时斛小，所谓亩产30至50斛，也不过当今之亩产780—1160斤左右而已。

诸葛亮所以能把蜀国治理得很好，除了他本人的主观努力以外，也赖有益州殷富作为物质基础。两者相互推动和影响，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汗水滴灌着益州的大地，从而在三国纷扰的战争年代，蜀汉的农业仍有一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