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郡为今甘肃兰州市一带，自古多事，三国时战乱尤甚，可是苏则能够“和戎狄”，利用羌胡少数民族的牛羊以养贫老；还能在旬月之间，使流民返乡者达到数千家。这二事既是少数民族援助汉人的民族互助佳话，也是曹魏地方官员扶植自耕农的突出事例。《晋书》卷26《食货志》言：

《仓慈传》注引《魏略》载颜斐令属县民户有车牛事与上述基本相同，另外复述颜斐在京兆时情形：

以上两段关于颜斐在京兆太守任内的记载，不仅提供了清廉有为的地方官颜斐用各种办法以使个体农户获得重要生产工具耕牛大车，并且还使他们达到真能自给自足安居乐业的程度，同时也反映了其他邻郡依然田荒、民困等情况，充分显示作好自耕农工作的重要性。所言“当黄初中，四方郡守垦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的话，简单而扼要地概括了小农经济的好坏直接关系国家财政的丰足与亏欠。故黄初年间（220—226年），曹魏的民屯虽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由于“四方郡守垦田又加”，仍能支撑军国之费。陈寿在《三国志》卷16《任苏杜郑仓传》末说：

以上吴瓘等五人是陈寿没有掌握能为他们作传的材料而在别人传中附带提及的。我们只要翻看一下《魏志》各纪传及裴注，便可以知道曹魏时能扶植自耕农的地方官还为数甚多。在古代，小农经济是脆弱而经不起风吹雨打的，以上一些地方官的措施，无疑体现了曹魏政权对自耕农的扶植政策，从而有助于自耕农经济的发展。

汉末魏初，由于战乱，一般中小地主及比较富裕的个体户为了躲避兵祸，多相伴离开乡并，迁往比较安定的地区，以耕作待时。如《三国志》卷60《全琮传》言：“是时中州士人避地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济，与共有无，遂显名远近”。这些寄居他乡的士人不可能长期仰赖别人供施，他们必然会种地以自食。例如“避乱荆州”的河内人司马芝，居南方十余年，躬耕守节”；琅邪人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从海道逃到辽东的平原人王烈“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与王烈一同到辽东的北海人管宁“因山为庐，凿坯为室，赴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邻有牛暴宁田者，宁为牵牛著凉处，自为饮食，过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惭，若犯严刑，是以左右无斗讼之声，礼让移于海表”。颍川人胡昭，始避地冀州，曾辞袁绍辟命，遁还乡里，“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闾里敬而爱之”。胡昭、管宁、王烈皆有高度的儒家文化修养，所到之处，甚受人民尊重，皆愿就之而居。不管三人原来是否地主阶级中人，当他们捐弃房屋地产到外地定居以后，便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表明战乱时期原来的中小地主，经过迁移以后，转变为自耕农的，必然为数甚多。而在地主及富裕户大量外逃的中原地区，经过曹魏政府扶植自耕农政策的实施，由佃农或其他贫户转变成自耕农的，当必不在少数。故我们可以说：汉魏之际的战乱年代，中原地区，由于地主阶级迁转死亡，无主土田增多，自耕农户相对有所增加。《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