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官吏权限之大小，往往不只视其才能与担任何职务，而在于其与君主关系的亲疏。故魏之夏侯氏、曹氏，吴之孙氏皇族，纵才能中平，仍能担负方面重寄。又如丁斐，因与曹操同乡里，又为操所爱，故虽只为一典军校尉，但却能“总摄内外，每所陈说，多见从之”。又如司空军谋祭酒，虽云系提供军谋者，但常以饶丈才、善书檄者为之，如陈琳、阮瑀均是。又如名士邴原，虽“在军历署”，但“终不当事”。因此，不能仅凭官衔定其职务。又如操初用高柔为刺奸令史，并非因他与己亲近，而是“欲因事诛之”。刘备用许靖为太傅、司徒，亦仅利用其浮名，“以眩远近”。孙权以功高望重的陆逊“代顾雍为丞相”，口头上虽然说：“有超世之功者……必荷社稷之重”，实际上，不过为了就近监视陆逊，只一年左右，孙权即逼逊致死。基于以上等等情况，我们解释三国官制，不能全按官职名称述说，有些便需将用人与被用者的相互关系结合论说，始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曹操早期由东郡太守起家，接着据有兗州，经过吕布之乱，危而后安，这一段是操之图存阶段。及操迎帝都许，收河南地，关中亦暂时服从。始进入争霸阶段。然而四周仍有强邻，可谓军事倥偬，不获宁息。故其设官置吏，亦多为军事服务。操始起兵，其手下将领有夏侯惇、夏侯渊、曹洪、曹邵、曹仁、曹纯等，皆曹氏亲族。其异姓将吏，有卫兹、鲍信、典韦等，死于战斗；另有部将陈宫、别驾毕湛，或叛或逃。由是而论，操重用亲族，亦非无因。然而与强敌争，毕竟不能不掺用智谋之士。故随着曹操军事的扩张，其部下的官吏亦日益增多。操虽名为司空、丞相，实际是不折不扣的皇帝。操在正式建立魏国以前所设置的文武官员实际是新朝代的职官影子，现将操为司空、丞相时任命的官属按职务分述于下：

因在战争时期，故操设置的官属亦以为军事服务者为多。例如担任军师的有苟攸、钟繇、华歆、凉茂、毛玠、成公英等；担任军师祭酒的有郭嘉、董昭、王朗、王粲、杜袭、刘放、孙资等；担任军谋掾的有徐逸、田豫、牵招、高堂隆、贾洪、薛夏、隗禧、韩宣、令狐劭等；任参司空及丞相军事的有荀彧、何夔、贾诩、华歆、王朗、裴潜、刘放、孙资、邢颙、陈群、张范、张承、仲长统、陈群、卫臻等；为司马的有荀或、典韦、典满、司马懿等。操所以设置这样多的参谋人员，除了因应付战争需要以外，还有广纳众谋，借以发现人才的含义。其中所以有些文人名士，是由于草拟军檄和装璜门面的原故。

司空、丞相府没有主簿，掌管文书簿笈，并处理曹操身边众事。《三国志》卷19《陈思王植传》注引《典略》言丞相主簿杨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杨修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家庭，“以名公子，有才能”，为操所用。但在曹植与曹丕争为太子的斗争中，杨修占在曹植一边。操“既虑终始之变”，又妒杨修颇有才策，故以杨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为借口，把他杀掉。杨修所以能“漏泄言教”，系因在操身旁，典掌机密。又如贾逵为地方宫，以政绩卓著，受到曹操叹赏，以之为丞相主簿。贾逵曾因故与其他三主簿一同署名谏操，从知主簿同时共有四名之多。出纳教今是主簿职务之一。当操征讨刘备时，曾先遣逵至斜谷观察形势，说明主簿有时亦外出执行其他任务，并非只在丞相府内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