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说的吏家，即下吏之家。有五口男丁的吏家竟常有三人在外服役，而且还照旧缴纳限米，所以连孙休也感到太苛重，因而下诏削减一人服役。诏书是这样说的，是否能执行还很成问题。不过，吏家尚且负担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自耕农户和屯田兵民之家自然不会比此更好，只有更坏。继孙休之后的孙皓，是著名的暴君，史书所记其虐民事迹，至今读之，犹今人发指。对此，本书第十一章已有所介绍，这里就涉及屯田问题，再作些说明。如《三国志》卷65《贺邵传》载贺邵给孙皓上疏言当时的军民疾苦状况说：

另外，《陆凯传》还载有陆凯谏孙皓二十事，如言“征调州郡，竭民财力”；“农桑并废”；“江边战士，死不见哀，劳不见赏”；“州县职司，或莅政无几，便征召迁转、迎新送旧，纷坛道路，伤财害民，于是为甚”；等等。

前已叙及，早在孙权统治前期，吴军民生活就已处于贫困的境地，到孙皓统治时，如同以上贺邵、陆凯所揭示，广大吴国军民更坠入了绝望的苦海深渊，孙吴政权加到军民身上的苛重的徭役和赋税负担，更使广大军民喘不过气来，于是父子相弃，叛者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屯田事业怎能维持下去呢？东吴政权的残酷剥削特别是苛重的徭役，迫使屯田军民大批逃亡，这是孙吴屯田衰落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吴国将官令其部曲或屯田吏民经商逐利之事，也加速了屯田的破坏。早在建安二十年（215年）稍后，桂阳太守全柔即命其子全琮乘船赍米数千斛到吴市易。孙休时，屯田官吏经商颇为普遍，孙休在永安二年（259年）下诏曰：“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说明州郡长官及屯田官今吏民经商之事已积重难返，影响了粮谷生产，破坏了屯田制度。

此外，孙吴将领通过世袭领兵制，控制士兵和屯田民，使许多屯田土地转入私家手中。孙吴甚至将屯田吏民赏赐给功臣。前已叙及，建安十九年（214年），因吕蒙在攻克皖城战役中立有功劳，孙权拜蒙为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这是把众多屯田吏民作为赏赐之例。其他以少量田地、客户赏赐功臣之事，更属多见，其中田地可能包括屯田土地，客户可能即屯田民。这些也造成了屯田的衰落。关于世袭领兵制和赐田复客制，后文还要谈到。